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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危机的惊涛袭卷上海。上海各外资银行纷纷收紧银根，从本地钱庄手中回收贷款。而此时，正是丝茶的采购旺季，钱庄的大量资金已经放贷出去，难以立即收回，上海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全面的惜贷，即使利率高达50％也难以借到资金。
这时，一桩金融盗窃案，令本已绷紧到了极限的中外经贸关系，砰然而裂。
一桩盗窃案引发的大战
导火线是被德国顺发洋行点燃的。顺发洋行的买办陈立堂偷走了其公司两张庄票，共计4000两。这两张庄票由本地钱庄永德和汇安所签发。随后，他将其中一张庄票交给了恒益钱庄，另一张则交给了德资的鲁麟洋行的买办，以抵还其个人旧债。两天后，陈立堂潜逃。顺发洋行发现问题后，立即聘请律师，要求永德和汇安不得兑现被盗庄票，并要求恒益钱庄和鲁麟洋行退回该款。遭到拒绝后，顺发洋行向会审公廨起诉恒益钱庄和鲁麟洋行。
根据《申报》的报道，会审公廨判令由顺发洋行、恒益钱庄和鲁麟洋行各承担1／3的损失。而根据《北华捷报》的报道，会审公廨认为该由包括出票行永德、汇安在内的五方分摊损失。对于这样的结果，当事各方均不满意。就在会审公廨出面调解之时，会审公廨中一位陈姓的中方法官却断令，必须先交1000两银子押金后才能受理此案。当事各方不服，集体上访到了上海道台，上海道台则下令将银、票均暂留衙门。各方无奈，最后只好接受分摊损失。
一桩金融盗窃案由此了结，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会审公廨的判决破坏了本地钱庄“认票不认人”的行规。上海各钱庄对此案结果大为不满，开展反击行动，联合停止签发庄票，同时向外商总商会“西商公所”交涉。中外双方开始了僵持局面。
顺发洋行的庄票风波，其实只是19世纪70年代中外商战的一个戏剧化高潮。在此之前，在商业层面上，熟悉本土市场的中国商人远比西方商人占有优势。当时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一是茶叶，二是丝绸，都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加上中国的行会势力大，在丝、茶的定价方面，外商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而通商口岸以外的中国内地市场并没有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支付体系，外商根本难以直接涉足，这也是造成买办制度在中国盛行的主要原因。西方的坚船利炮固然能令清政府屈服，但商业本身却不是靠大炮能够完全左右的。
这个时候，一种被称为“内地采购制度”的体系主导着中国的外贸。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外商可以与通商口岸的任何华商进行交易，但不能到内地进行购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商们便想了一招：雇请买办深入内地直接采购。
1866年，一场以买办身份为焦点的中外商业纠纷，标志着外商开始了一轮挑战华商市场地位的征战。事件与怡和洋行拒绝承认其买办的雇员身份有关。
外商打出了擦边球
1866年11月，英商惠托尔兄弟向怡和洋行购买200～300包丝绸。l2月中旬，怡和洋行买办邱其侩先后将50包货发给惠托尔兄弟的经纪人。邱其侩是怡和洋行的买办，按例只有在货物全部送达买方后，怡和洋行才会向其供应商支付货款。因供应商催款，怡和就将本地钱庄出具的两张庄票交给了邱其侩，邱将此两张庄票经义沃钱庄支付；但该钱庄随即破产，供应商依然没有收到分文。此时，怡和洋行认为自己已经支付了庄票，此一款项与自己无关；邱其侩在供应商的逼债下，向上海最高法院起诉，状告怡和，要求支付丝绸款。
根据《北华捷报》报道，此案的争议焦点就是邱其侩的身份。邱认为，自己担任怡和的代理人已有三年多，他的采购行为是代表怡和的，因此怡和有义务向供应商付款，而且这种付款必须以供应商收到真金实银为准。而怡和则坚决否认邱的身份，因为他们既没有付给他年薪也没有付给他佣金；而且为了这批丝绸，怡和洋行已经支付了庄票，应该视为完成了付款义务，后来发生的意外，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风险和损失。
双方各执一词，但最后还是怡和表示妥协：只要邱能撤诉，怡和愿意另以真金实银支付货款。如此一来，怡和在此单生意中损失8万两银子；《北华捷报》认为这还是合算的，毕竟怡和因此保住了在中国的声誉。
这一案件震撼了中国商界——连恰和这样的“东方罗斯柴尔德”(《北华捷报》语；Rothchilds，当时全球最著名的投资商)，也会在需要的时候拒绝承认那些实际为他们服务的买办的身份，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上海的中国丝绸行会立即行动，准备将这个危险漏洞赶紧堵上；怡和案件了结后不久，行会的新规则就提交给了上海道台，并知会外商。
丝绸行会先将外贸的发言权抓在手上，规定所有交易必须经过行会授权认可的通译，否则不得进行。当时生意场上的翻译多数就是外商所聘请的买办。这一规定，令那些未经过行会注册的买办及其背后的洋行失去了直接采购的权力。
行会的规定颁布后，外商一片哗然，认为这是强化行会的垄断行为。但在强势的中国商人面前，洋行不得不承认这些新的规则。
怡和洋行的一个小小官司，引发了对外贸结算方式和时机的普遍关注，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成为19世纪70年代中外商人征战的先声。
此时，世界经济正因交通和通信的革命而产生巨大变革，中国丝、茶以及华商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
从左右逢源到左右为难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并规定只准蒸汽轮船通行。大量的蒸汽轮船迅速地取代飞剪船，投入东西方的航运。在中国出口额中占了70％～80％比重的英国，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l20天以上缩短到55～60天。蒸汽轮迅捷，因为航程缩短、运能提升，提供了更为低廉的运费和保费。中国茶叶经由蒸汽轮的快速运送更能保鲜，因此伦敦市场已不再需要维持6～12个月的茶叶库存。同时，世界茶叶的供应量开始急剧上升。l872年，伦敦市场茶价下跌，而洋行的进价依然不得不接受华商的控制，因此遭受重大损失。这一年里，对食品卫生实行更严格标准的英国《整治假货法案》，经修订后实施，英国商人们对中国茶的品质担忧迅速上升，当年的绿茶报价只相当于过去两年的半价水平。
丝绸市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航运大提速后，丝绸交易速度和频率加快，丝绸出口在当季的头两三个月就完成了。这令中国商人大得其利，丝价因而大涨。甚至在落季后的第三个月还大大高于伦敦价格。
中国(上海和香港)和英国(伦敦)之间电报的开通，令行情能够迅速传递，洋行甚至根据电报开始经营买空卖空的“期货”，进一步刺激了需求，丝绸市场出现了严重脱离产能的大跃进。
萝卜快了不洗泥，中国丝绸的质量问题也在急增的出口需求拉动下暴露出来。为了赶工，缫丝和纺织环节质量严重下滑，结果造成中国丝绸在欧洲市场严重滞销。1872年5月，里昂的丝绸商会向西商公所书面投诉，抱怨中国丝绸的质量问题以及虚假标识。他们还警告说，中国丝绸如再不改进，将可能被欧洲产丝绸(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赶出法国市场。
法国人的警告并没有被重视。一年后，英国驻沪领事也发布了同样内容的警告，并经由上海道台沈秉成向丝商们发布，但同样也被忙于扩大生产的丝商们忽视。
1870年至l871年，上海周边的主要产丝区丝绸出口的增长速度每年在7％～8％。而伦敦市场需求却因为过度投机以及普法战争而急剧下降。
在出口增长和需求下降的双边扭曲下，中国的丝商们终于听到了泡沫破碎声。里昂丝绸商会估计，整个l873年中国丝绸价格平均下降了约30％。在华的外商们对中国商人的定价权发起了挑战，只要发现有质量问题或者价格不合理，洋行便拒绝购买。而中国丝茶产地的农户和生产商并不介意国际市场的变化，他们拒绝接受低价。中国商人发现，他们从左右逢源成了左右为难，夹缝中的艰难日子开始了!
2000两引发的外交战
1872年1月16日，一名叫李春齐的中国茶商从英商有利银行申请2000两银子贷款，请求泰特洋行担保。李和泰特洋行有业务往来，在该公司的货仓内存放了294箱茶叶。贷款下达同日，李签署了一张本票抵押给泰特洋行。2月23日，李将294箱茶叶售予韦斯顿公司，但在3月9日付款日之前韦斯顿公司突然宣布倒闭。由于李已经无法偿还贷款，有利银行遂要求泰特洋行承担连带责任，收还了2000两贷款。泰特洋行起初想把韦斯顿公司的不动产出售，但依然资不抵债，他们随即向上海会审公廨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李兑现所抵押的本票。法庭却认为，李虽然能说英语口语，却不能流利阅读，因此其所签署的抵押本票对其没有约束力。
泰特洋行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他们随后请求英国领事麦华陀和上海道沈秉成干预。结果，麦华陀支持泰特洋行，而沈秉成则支持李，这一争端遂演变为中英官方的纠纷，于4月26日被提交到总理衙门。
在北京，中英双方的分歧在更高层级上展现。总理衙门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各执一词。总理衙门虽然赞同沈秉成意见，但在外交压力下将案件退回上海，继续由麦华陀和沈秉成会商办理。
捡起被北京踢回的皮球后，麦华陀和沈秉成两人都学了乖，设立了一个仲裁庭，四名仲裁员由中英双方各任命两名。这个中英混合仲裁庭干脆将两国法律都撇在一边，各打五十大板，裁定泰特洋行和李各分担2000两银子中的一半。
此案在妥协之中草草收场，但其暴露出结算方面存在的严重风险，引起了茶叶和丝绸行会的再度关注。
1873年5月10日，上海道台沈秉成应丝绸行会之请，向英国领事馆发出了照会，要求领事和外国商人认可新的规则。不出意料，这些新规定遭到外商们的坚决拒绝。
5月29日，英国领事麦华陀正式拒绝接受行会的要求，认为这些新规则不仅暴露了丝绸和茶叶贸易的垄断性质，而且也违反了中英条约中的义务，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
丝绸行会无视麦华陀的警告，正式宣布了有关规则，并表示将对违反此规定的华商予以惩罚。西商公所代表外商则继续予以抵制。6月7日，总商会主席、怡和洋行的大班约翰生致信列强领事们，请求他们协助推翻这些新规则。上海道台沈秉成则拒绝了洋商们的全部要求。
双方的对抗逐渐蔓延到了政治领域。根据英国外交文件，麦华陀于6月11日正式照会沈秉成，要求其下令废止新规则，措辞十分严厉。在巨大的外交压力下，沈秉成无奈，下令行会取消新规则；他同时在《申报》和英文《北华捷报》上刊发公告，表明他的命令是受迫于列强的政治压力。
弱国无外交，丝绸行会只好屈从，被迫放弃自己进行现款交易的要求。而在他们恳请下，列强领事们同意，外资银行不得以任何海外公司的倒闭为由而拒绝向华商履行支付义务。
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凭借着强大的外交压力，外商们暂时战胜了华商。但这种“找市长”而非“找市场”的办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外商人的对抗激流涌动，随时能喷薄而出。
中外商人在丝绸结算方式方面的明争暗斗大大延误了1873年的销售季节。占用大量资金的丝绸行业终于拖垮了上海的金融市场。9月份，当一家丝行轰然而倒后三周，上海爆发了金融恐慌，近五十家中国公司和二十多家本地钱庄被这场风暴摧毁。德资顺发洋行的金融盗窃案就在这样的时候引爆了中国商人同仇敌忾的怒火。
钱庄对外商停发庄票后，双方一直僵持。在钱庄发起的请愿签名中，不少心急火燎的外商也纷纷表态赞同要维护“认票不认人”的规则；买办监守自盗造成的损失，应由洋行自行承担，不得作为遗失的庄票处理。
双方耗到l874年3月6日，西商公所无奈宣布，今后无论洋行还是外资银行都必须严格遵照本地钱庄的规矩，顺发洋行之案为特殊情况下不为例。上海众华商随后公告：“既奉西商公所议复仍照钱业旧例，遵即知会钱庄出票行用矣。特此布闻。”中国商人们终于赢来了商战的惨胜。
商事还是要商办
1875年广东的茶商行会和丝绸行会与外商进行了又一轮较量。这一次双方最终都冷静地坐下来，达成了一个相互妥协的双赢方案：在外商从中国商人手中购买货物之前，他必须先从一家外资银行提前申请用于支付货款的汇票；当货物从中方移交给外商仓库后，外商应向银行提交仓单，则银行根据此仓单放款，并由外商支付给华商；华商在收到货款后，向外商移交提单，货物方可装船出口。
这一方案避免了各自的风险。经过了十年的争斗后，洋行和华商终于找到了相互妥协和寻求双赢的结合点。
新的双赢局面很快展现出来。英国外交文件中有一份有关上海1875年货币市场的报告，指出：“新的体系在货物交割时就结算，这加快了中国白银的流通速度，而且，在交易旺季对金融票据的需求大大增加，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白银流通加快，令中国得益；而票据市场发展，则令外商和外资银行得益。
（摘自《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定价：3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