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郡书中的人物叙事

　　郡书是以记载特定区域人物事迹为主的文献，诸史志目录多将其归入杂传类。郡书最早出现于东汉，《隋书·经籍志》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明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刘知几以《陈留耆旧传》《汝南先贤传》《益部耆旧传》《会稽典录》为例，称“此谓之郡书者也”（《史通》）。郡书记载的人物皆史有其人，然叙事却有大量虚构色彩，这与其文体特点、撰者身份、编撰宗旨等因素息息相关。

述奇叙异与张冠李戴：郡书中人物叙事的虚构表现

　　古代郡书中“述奇叙异”色彩尤为明显，编撰者着意选录超自然、反常理事件，将人物拔高到承载道德理想的先贤的高度，客观构建起了超越日常经验的“虚构”叙事。这类叙事主要有“天人感应的德政神话”“孝感天地的灵异故事”“方术通神的玄妙记载”。德政神话将良吏与自然灾异、祥瑞绑定，最典型的是“飞蝗出境”和“祈雨灵应”。如《广州先贤传》中的黄豪、《桂阳先贤画赞》中的张熹、《济北先贤传》中的戴封、《百越先贤志》中的徐栩等人都有类似事迹。这类叙事将地方官的政绩简化为“德行感天”的奇迹，精准契合了时人对良吏的价值期待。而孝感天地的故事多以神异化包装强化孝道伦理，主要表现为亲人感应互通、万物感应显灵、灾异主动避让。如《宁都先贤传》中的廖人俊焚香吁天求得父骨；《会稽先贤传》中的陈业割臂洒血辨识兄长骸骨；《汝南先贤传》中的蔡顺，母丧停棺在家，邻家失火，唯独其家得免。这些叙事将抽象的伦理转化为可见的奇迹，极大提升了孝道的感染力。对于术士、隐逸类人物，郡书多赋予其“神通”法术。如《汝南先贤传》中的郭宪能“噀酒灭火”；《桂阳先贤画赞》中的苏耽所种草药能治百病；《会稽先贤祠传赞》中的顾欢则能以书治病。此类叙事目的不是渲染法术，而是强调用法术治病救灾的壮举，塑造人物德行高超的形象。

　　郡书中的叙事还存在结构模式化与事迹流动性，即不同地域或时代的人物套用同一叙事模式，形成“张冠李戴”。如前述“飞蝗出境”“自焚求雨”的叙事在不同人物传记中反复出现。又如“噀酒灭火”的故事模式，同时见于《汝南先贤传》的郭宪、《楚国先贤传》的樊英、《桂阳先贤画赞》的成武丁，显系同一故事在不同地域的流变附会。其实，郡书中的事迹共享并非随意为之，而是通过将能体现人物特质的故事整合为道德范式，服务于地方人物的典范建构。

虚中有实：郡书中人物叙事的加工与重构

　　刘知几曾指出郡书“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史通》）的目的，确实如此。郡书编撰者通过去芜存菁，将人物故事提炼为符合主流价值的“典型记忆”。如《会稽先贤传》记载严遵拒绝光武帝赐橘栗之事，不见于正史本传，郡书编撰者不辨真伪选录，当是因此事契合“忠君守礼”的儒家伦理。《广州先贤传》选录的董正，因其一人之“清白”改变了番禺的“偷俗”，被固化为岭南教化始于董正的集体记忆。而对与典范形象相悖的史实则会刻意回避，如《鲁国先贤传》记载叔孙通“草创朝仪”，刻意回避其“阿谀二世”的投机史实，正是扬善隐恶的体现。

　　郡书中的“虚构”多以历史事实为内核，如公沙穆的故事，《海内先贤传》记载其任弘农令时设坛驱蝗，“玄云四集，雨下霶霈……不知蝗虫所在”。此故事看似荒诞，实则隐含历史真实：弘农地处黄河中游，灾害频发，公沙穆素有政声，且通晓河洛推步和占候之术，真实的治灾举措在流传过程中被神化，演变为神奇的“驱蝗”故事。郡书中还有许多人神交遇的叙事，如《广州先贤传》中的戴文谋遇神、《会稽先贤祠传赞》中的郑弘遇仙和严青成仙等。其核心在于通过“神遇”赋予传主特殊品质，在文化层面确立其超越凡俗的地位。郡书中的诸多事迹往往经历“口头传说—记忆筛选—郡书定型”的过程，具体细节可能变异，但核心母题始终扎根于地方经验与集体信念，使得郡书叙事既能满足文化期待，又能获得广泛认同。

史料不足与价值优先：虚构叙事的生成动因

　　我国古代文献尤其是唐前文献多散佚，郡书编撰所依据的地方人物资料更是匮乏。郡书选录的人物“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史通》），编撰者面临史料不足的困境，这就为虚构叙事提供了空间。史料匮乏催生了“层累建构”的叙事模式，即人物事迹在口耳相传与文本编撰中，不断被添加细节、强化特质，逐渐演变为“地方先贤”的符号集合。如《广州先贤传》中的黄豪，《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其他现存史料均无记载，其事迹当是陆胤任交州刺史时搜集的民间传闻，经载入郡书并广泛宣传，逐渐固化为“德政御灾”的良吏典范。

　　作为杂传，郡书天然具有“不遵实录”的叙事传统，价值优先成为核心叙事伦理。张舜徽先生即云：“为耆旧、先贤传者，意在矜其州里……所书不实，固事之常。”（《史学三书评议》）郡书中推崇的人物多以德行为首要原则，编撰者往往优先呈现符合这些价值观的情节，甚至为了塑造完美的德行典范，不惜改造、虚构事迹。此外，编撰者的主体诉求与身份立场也是导致郡书“所书不实”的重要因素。郡书编撰者主要分为两类：本地士人和地方长官。如陈寿、虞预编撰《益部耆旧传》《会稽典录》，皆带有强烈的乡邦情感与地域文化竞争意识。而陆胤、袁韶等人作为地方长官编撰《广州先贤传》《钱塘先贤传赞》，更多出于教化民众的目的。对此而言，生动传奇的故事远比平实的记录有效。

乡贤塑造与地方治理：虚构叙事的逻辑与功能

　　乡贤是一个地区重要的文化符号，而郡书中的“虚构”叙事即是将地域人物塑造、升华为先贤的重要手段。这种塑造主要通过类型化典范建构实现，编撰者多会将人物简化为良吏、孝子、义士等清晰类型，每个人物都成为其所属类型的完美标本。如黄豪成为“德政御灾”的良吏符号，蔡顺成为“孝感通天”的孝子符号。这种高度类型化的塑造，使得乡贤形象易于识别、传播，成为地方道德教育的现成教材。郡书对地域人物的汇编，构建起了完整的地方先贤文化谱系。当一地之人共同传颂这些经过“美化”的先贤故事时，共享的不仅是故事内容，更是一种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共同价值”的认同。

　　编撰郡书亦是一种治理方式，颂扬先贤可以为地方治理提供合法性依托。如陆胤、史浩、袁韶等地方长官编撰郡书矜扬本地历史名宦，亦是将自己置身于地方“贤臣谱系”之中，既争取本地士人的情感认同，也塑造了施政的正当性。郡书作为地方“道德教科书”，其虚构叙事通过治病救灾的大德善行、神异故事暗示的“善有善报”逻辑，将文化价值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地方社会。对于基层民众，这种具象化的道德叙事比抽象说教更具感染力。在偏远地区，郡书编撰更承载着文化整合和政治教化的意图，如《广州先贤传》《百越先贤志》将本地人物纳入“先贤”体系，用社会广泛认可的价值标准重塑人物事迹，在文化层面上弥合地域差异，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总之，古代郡书中的“虚构”叙事是文体传统、史料来源、编撰动机等多重合力的产物，背后隐藏着古代地方社会记忆塑造与文化建构的复杂逻辑。郡书中的虚构叙事扎根于地方经验与集体信念，为人物赋予了典范特质。史料匮乏与“不遵实录”为虚构提供了空间和依据，“矜乡贤、励风俗”的诉求则为虚构提供了明确方向。虚构叙事最终服务于乡贤塑造与地方治理，通过构建地域先贤谱系，推行道德教化、凝聚地域认同、维护社会秩序。这种虚实相生的叙事传统，表明传统文化中的“真实”不仅指历史细节的准确，更包括情感逻辑、价值理念与社会需求的契合。

　　（作者：李贺，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