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教于乐：都铎时期英国的学校戏剧教育
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都铎时期是英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时期，也是英国戏剧走向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人文主义思想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思想文化土壤，宗教改革为戏剧的民族化和世俗化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动力。为推动宗教改革，都铎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戏剧创作与演出，并将其作为宣传国教思想和增进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载体。尤其是当时英国社会文化娱乐匮乏，民众识字率普遍较低，戏剧凭借直观的视觉呈现与通俗的叙事特性，逐渐发展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众文化形态。随着“戏剧热”风靡全国，英国各阶层民众纷纷为戏剧所吸引。天性喜动、爱热闹的广大青少年，尤其沉浸于戏剧的娱乐性与表现力，成为当时最热情、最活跃的观剧主体。
一些富有远见的改革者和教育者洞见到戏剧独特的教育潜力，主张将其作为教学实践的重要补充，纳入学校教育。他们期望通过戏剧加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提升修辞能力和行为修养，并使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道德训诫与国教精神熏陶。新教学者马丁·巴塞尔曾向都铎政府谏言，倡导将戏剧作为青少年教化的有效工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学校戏剧教育。他强调，戏剧教育应以“道德和信仰教育”为核心，发挥其教化功能，以提升全社会的国教虔诚与道德水平。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都铎政府进一步认识到，戏剧不仅是传播国教信仰的工具，更是塑造青少年道德观、培养理想臣民与未来国家治理者的有效途径。因此，都铎政府支持广泛开展戏剧教育，将其作为培养忠诚国民、整饬社会道德、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举措。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一套体系化的戏剧教育模式在文法学校、大学以及律师学院中逐渐形成。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不仅承担常规教学任务，还负责戏剧创作和表演指导。他们根据课程内容与学生年龄层次，编创出融合知识训练、道德训诫与信仰灌输的综合性剧目，并组织学生排练。为保障戏剧教育的顺利开展，各级学校普遍设立了“课堂剧场”或“学校剧场”，供学生日常演练和正式演出。戏剧教育还在制度层面得到进一步巩固：多所文法学校在学校章程中明确规定了戏剧教学内容；牛津与剑桥大学的一些学院甚至将戏剧表演列为考试科目，定期组织考试，要求师生必须参与，并对懈怠和拒演者施以相应惩处。
学校戏剧教育作为一套系统性实践活动，主要围绕三个核心目标展开：第一，涵养知识，训练能力。在文艺复兴推崇古典学识的背景下，各级学校将戏剧作为学习古典语言和训练修辞的重要方式。学生通过排演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古典作家的剧作，练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在戏剧实践中，学生将枯燥的语法与词汇转化为生动的舞台表演，既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和演说技巧，也训练了举止仪态、增强了自信心。在大学与律师学院，戏剧进一步与专业知识结合。大学戏剧融入逻辑学、修辞学、伦理学内容，通过剧情辩论深化学生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并锻炼思辨能力。律师学院注重法律实践，戏剧常设“模拟审判”情节，让学生在法庭情境中训练陈述、辩驳与应对质询。此外，戏剧还用于培养学生的政治与社会能力。学生通过扮演王子、法官、财政大臣等角色，模拟加冕典礼、外交活动、御前会议等场景，了解政务运作，熟悉行政程序和宫廷礼仪。第二，培育德行，塑造品格。针对青少年成长过程可能面临的道德困境和出现的行为偏差，学校以戏剧作为道德教化与行为引导的生动媒介，通过舞台呈现诱惑和恶行，警示学生珍惜学业、坚守道德、节制欲望。“浪子回头剧”是最具代表性的德育剧类型。这类作品通常以叛逆的青少年为主角，展现其从放纵享乐、遭受惩戒，再到悔悟归正的过程。如《悖逆的孩子》，作者通过“放纵—苦难—觉醒”的叙事结构，构建起鲜明的道德训诫框架。在表演过程中，学生通过角色代入体验剧中人物的道德冲突与命运转折，将抽象的道德教诲转化为具体的情感体验。这种沉浸式演绎强化了学生对行为后果的认知，使外在教育在潜移默化中转化为内在自律，从而在个体层面培育稳定的道德自觉，为社会秩序的维系提供支撑。第三，灌输国教，塑造认同。戏剧教育还明确服务于国教传播与认同建构。教师与学者有意识地将新教立场融入戏剧创作与教学，创作出一批以宣扬国教信条、塑造虔诚信徒为主题的“宣教戏剧”。此类剧多取材于改革先驱与殉道叙事，如《胡斯之判决》，旨在揭示罗马教廷的腐败与堕落，演绎国教教义，并批判天主教传统。国教教义由教堂讲坛延伸至学校舞台，借助具体人物与情节冲突呈现宗教理念，提升了信仰教育的直观性与感染力。学生在排演过程中，不仅能深入理解教义精神，更在情感体验中生成对国教的认同。剧中还常设“信仰考验”情节，让学生在剧情中直面信仰抉择，从而坚定其国教立场。此外，学校还借助戏剧强化学生的宗教责任意识，引导其承担引领家人皈依、巩固国教共同体的社会角色。
都铎英国的戏剧教育不仅是一种学校教育实践，也是一种具有鲜明公共性的社会教育活动。各级学校经常组织学生面向公众演出，涵盖宗教改革、青少年成长与家庭教育等主题。其中文法学校创作的“警示父母剧”尤具现实针对性。这类作品多围绕父母溺爱子女、致其误入歧途的故事展开，通过情节铺陈与形象化表演，劝诫家长重视对子女的早教与严教。如《越活越傻》中“幼时柔软可塑，若任其疯长，待成年后枝繁叶茂，则难以弯折”的台词，形象揭示了家庭教育的不可替代性和时机性。通过此类公演，学校戏剧不仅参与了家庭伦理与社会规范的公共讨论，也唤起了公众对改革理念、国家意识与教育责任的情感共鸣。除普通民众外，学校还为君主、贵族和外交使节等献演。面对这些来自权力阶层的特殊观众，戏剧主题不再局限于知识和道德教化，而是延伸至国家事务与政治议题。这一表达取向在大学与律师学院的剧目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作为培养未来政治与法律精英的机构，师生们借献演之机，将戏剧转化为形象化的“政治谏言”，以寓言和历史题材含蓄表达政见。如剑桥大学改革派通过献演《以西家》，倡导继续推进改革；律师学院通过《高布达克》，对女王的婚姻与继承问题提出劝谏，强调继承人须符合“本土所生”与“法律认定”的原则，以保障国家稳定与信仰延续。由此，学校戏剧既在家庭、社会与宫廷之间生成跨层级的表达场域，也成为文化与政治互动的重要载体。
综上所述，都铎时期的学校戏剧教育并非孤立的课堂实践，而是一套融合知识训练、能力培养、道德教化与信仰传播的综合育人活动，对民族国家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它实践了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寓教于乐，将舞台打造成传授知识的“活课堂”与素质能力的“演练场”，成为民族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其次，它回应了国家认同与社会整合的现实需求。通过将宗教改革理念融入舞台实践，使学生在主体参与中完成情感认同与价值内化，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最后，培养了公众对戏剧的兴趣和热爱，为莎士比亚时代乃至后世英国戏剧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总之，学校戏剧教育实质上是都铎英国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所实施的意义深远的文化教育实践。它以舞台为枢纽，在学校、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持续互动的文化机制，使戏剧超越了课堂与娱乐层面，深度参与国家认同的塑造与民族文化的建构。英国学校戏剧教育的制度传统延续至今，既为英国戏剧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持久动力，也为英国“戏剧大国”地位的确立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者：李家莉，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