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于竞技的中国国标舞

　　近日，一则出自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的短视频在不少人的手机上“刷屏”：大赛的60多位裁判员，身着笔挺西装，随着流行歌曲的韵律在执裁现场即兴起舞。拉丁舞姿结合迪斯科、流行舞等元素松弛感满满，令人耳目一新。一时间社交平台上“拉丁舞”相关的词条搜索量大幅攀升，不少人表示“求教学”。其实，被网友们称作“西装拉丁舞”的舞蹈，属于国际标准舞（又称体育舞蹈，以下简称“国标舞”），而“专业”“松弛”仅仅是国标舞诸多面向中的一部分。近些年，在我国作为舶来品的国标舞不仅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生活，还在探索标准化动作程式与东方意象的结合中，逐步成为展现中国形象的一张世界名片。

十种舞蹈风格迥异,各具特色

　　国标舞一般分为拉丁舞和摩登舞两大舞种。拉丁舞主要以起源于拉丁美洲地区的舞蹈为基础，包括恰恰、桑巴、伦巴、斗牛、牛仔。摩登舞则传承自欧洲宫廷舞，包括华尔兹、探戈、狐步、快步、维也纳华尔兹，这十种舞蹈风格迥异，各具特色。

　　国标舞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种风格化非常强的舞蹈形式。拉丁舞个性张扬、热情奔放，在充满力量与速度的舞蹈表演中，呈现出野性之美。摩登舞端庄大气、内敛含蓄，在规范的舞步韵律中，体现出绅士淑女之风。20世纪30年代，国标舞传入中国，以社交舞的形式在上海、广州、天津等通商口岸作为娱乐活动传播。至20世纪80年代，国标舞被正式引入，中国舞蹈家协会开始系统性推广并举办专业比赛，由此开启其在国内的竞技历史。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国标舞正式成为亚运会比赛项目，进一步强化了国内观众对于国标舞“体育竞技”属性的印象。国标舞赛制中，通常按年龄、专业水平划分组别，不同组别有相应的组合套路，评审员根据组别特点，从基本功、规范性、表现力、风格化等维度对每对选手进行打分。如职业组、专业组主要考查选手的艺术表现力，技术呈现的完美性，同时关注舞伴之间眼神、动作的配合默契程度。青少年组优先考察基础节奏、基本姿态、动作规范性等。启蒙组以3至6岁的儿童为主，更注重对舞台动作的模仿能力与舞台表现性。

　　在早期的国标舞比赛结束后，职业组选手往往以舞蹈的形式进行回馈答谢。这种舞蹈形式即为表演舞，因其主题风格鲜明、编舞技巧多样、创意内容新颖，深受广大舞者喜爱。1953年，在有着“国标舞的奥运会”之称的“黑池舞蹈节”上，表演舞的形式就已经被固定为团体舞比赛项目。团体舞强化了作品的艺术编排与观赏性，极大地推动了国标舞在音乐剪辑、动作编排、服饰设计及叙事能力等方面的发展，也为中国舞者探索在舞蹈中融入本土文化元素提供了空间。

　　在2005年举办的第三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上，国标舞舞者成兵、瞿腊佳运用中国舞的编创技法，融合伦巴舞的表演形式创排国标舞作品《别》荣获大赛金奖。舞蹈创作灵感源于电影《阮玲玉》的主题曲《葬心》，讲述了一对恋人的离别之情。男性舞者身着西装、手持皮箱道具，女性舞者身穿中式旗袍，配合摩登都市的卷发造型，生动演绎老上海风情，打破了当时“拉丁舞只能是西方风格”的观念。在舞蹈动作设计上，增加了戏剧性的表演动作，如女伴依偎男伴肩膀，通过“十字步”的步伐，表现人物分别时的不舍。同时大量运用托举、旋转、滑行等高难度双人技巧，让舞蹈情节更具戏剧冲突与情感张力。可以说，这支舞蹈的出现，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国标舞表演舞的未来发展，也让国内更多的国标舞者意识到，国标舞不仅是比拼脚法和规范的载体，也能像古典舞、芭蕾等舞种一样塑造人物、讲述故事。

　　此后，越来越多的国标舞者打破拉丁舞和摩登舞边界，在作品中融入多个舞种的身体语汇与风格。中国团队选送的《颜裳》《丝路·行》《月夜》《武道》等作品相继捧得黑池舞蹈节团体舞桂冠，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通过舞蹈语汇的融合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与国标舞语汇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美学风格。这些尝试，为中国国标舞从竞技向演剧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从舞池赛场走入剧场空间

　　从2001年被视为中国国标舞剧初步尝试的《红舞裙》，到2009年突破国标舞结构限制的《长恨歌》，再到陆续出现《海河红帆》《新·七十二家房客》《人间四月天》等探索谍战、市井喜剧、历史名人等题材的国标舞剧作品，这些作品表明，中国国标舞创作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技术的模仿，而是以中国故事为内容、以中国美学为方法，实现对外来艺术形式的本土化发展。而这种从竞技向演剧的转型，并非简单的形式叠加，而是涉及创作观念、评价标准与接受方式的探索创新。

　　创作者首先要应对的就是演剧空间的转型。与其他舞种不同，作为竞技性的国标舞常在四面观众包围的舞池中比赛，从初赛、复赛到决赛，舞池常有数十对舞者同场竞技，为了更好地让全场裁判员欣赏到舞蹈表演并准确做出评判，每对选手的舞蹈套路编排常以逆时针流动为主。每对选手又在“公转”中嵌入个性化的编排，形成“自转”。但在镜框式剧场一面式的表演空间中，编导须改变不同舞种的流动性关系，在队形编排和动作设计上，形成富有层次的画面感。如国标舞剧《花样年华》的开篇群舞段落，编导在《夜上海》的背景音乐中，以牛仔舞展现上海繁华的都市场景。编导将国标舞的四面式流动展演空间，转化成一种以剧场观演关系为主的“点、线、面”整体调度模式。以作为点的双人舞体现国标舞传统观赏性和风格化的特征，以作为线的队列变化营造戏剧节奏感，作为面的群舞则承担着画面叙事功能，交代故事背景，推进情节发展。

　　在创作理念上，强调整体观赏效果而不是个性化的表演风格。国标舞中，以男性舞者为方向、节奏的引领者，男女舞伴经过数年磨合形成默契的“引带”关系，决定着这对选手风格化的舞姿。但在国标舞剧中，则要打破以固定男女舞伴为“对”的基础单位，形成以人物为主的“引带”结构，更加强调整体性的观演感受。如国标舞剧《我们》第四幕“困境中的抑制”中，为了展现男主角所遇到的事业挫折情节，在没有女性舞伴的前提下，一群男性舞者围绕着一架楼梯起舞。舞段以男主角为支点编排双人舞、集体舞，通过推、拉楼梯的舞蹈动作，展现个体被束缚的戏剧情境。舞池赛场强调的“竞技性流动”和“临场性调整”，转化为剧场空间中的“人与物的关系”和“故事情境”。

　　动作编排上，须围绕戏剧行动实现舞种的融合创新。国标舞比赛动作是按节奏拼接的固定步法，舞剧中往往以国标舞核心技术为基础，拆解重组其他舞种中可兼容的元素，以更好地表现故事主题和戏剧冲突。如国标舞剧《人间四月天》“营造·榫卯”一章主要展现林、梁二人对于中国建筑设计的重要贡献。但如何用流动的身体动作表现固定的建筑结构是创排的一大难题。编导以拉丁舞的斗牛和中国古典舞为主要舞种语汇，一方面以斗牛舞的阳刚、硬气、粗线条隐喻榫卯的木质结构，另一方面，借由古典舞的身韵来传达中式建筑所蕴含的灵动意蕴，一动一静之间，将两个不同舞种巧妙融合在一起。

讲好故事也要守住技术规范

　　无论是以国标舞剧的形式讲述东方题材故事，还是以表演舞的形式展示中国文化元素，这些尝试都体现出中国国标舞创作者的文化自觉，在西方国标舞的叙事之外，开辟出一条东方美学意蕴的表达路径。不过，中国国标舞整体仍面临规模小众、如何平衡竞技与艺术身份等挑战，创作者如何在国标舞语汇规范下，实现自身的文化辨识度的提升，更是极富挑战。

　　题材选择要恰如其分，不能一味标新立异。国标舞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舞蹈形式，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且每一个舞种都有其独特的发源背景与文化内涵。例如，探戈容易让人联想到阿根廷，桑巴则与热情的巴西风情紧密相连。这种舞蹈与地域文化的连接，为舞蹈故事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路径，也只有顺应这种连接，融合才可以不违和。如国标舞剧《新·七十二家房客》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广东，作为最早开埠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城市之一，选择探戈、恰恰舞等进行故事演绎，传神地展现了早期东西文化交汇的生活场景，也彰显了岭南地区充满市井气息的情感生活。

　　既要关注传统文化的精神源流，也要回应当代社会的时代脉搏。如果说《咏春》《只此青绿》《孔子》等中国舞剧是一种向内寻求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滋养的艺术表达，展现的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那么，中国国标舞剧则可以尝试讲述属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故事。在这方面，当下国内创作仍有不足。笔者认为，“一带一路”“亚太经合组织”“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跨国别、跨文化的故事题材与叙事语境，是值得国标舞剧尝试的领域。

　　在创新舞蹈语汇的同时，仍需注重其技术规范。当前，国标舞剧的创排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阶段性问题：为了追求视觉效果和独创性，编舞往往刻意融入多种舞种元素，导致节奏混乱、风格不统一。这不仅损害了国标舞“标准”属性的核心，还增加了舞蹈传播的难度。体态是否标准、律动是否流畅、重心是否平稳、配合是否默契，这些仍是国标舞的核心审美标准，舞者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勤加练习。因此，中国国标舞剧的创编需要融贯中西，但更要保留自身的特色与规范，因为这是与世界国标舞界交流的共同语言和方式。

　　（作者：曹磊 张阳，分别系中国舞蹈家协会少儿舞蹈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