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协同共进：中德高等教育合作的路径创新

　　中德两国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与学术大国，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是双边关系中最为稳健且富有成效的领域之一。德国是我国最大的职业教育合作伙伴，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国在教育领域构建了系统性合作网络。

　　德国在工程教育、双元制职业教育与基础研究方面积淀深厚，中国则以高等教育规模、科研能力跃升形成独特优势，两国教育的互补性构成合作的结构性基础。当前，中德教育合作正从资源互补走向规则对接与议题共建，其经验对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与欧盟“伊拉斯谟+”计划的衔接，以及中国教育的持续国际化，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发展历程：从校级项目到体系化网络

　　中德高等教育交流的源头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即与民主德国（东德）开展留学互派与工科人才培养合作，部分高校的德语专业与工程教育体系在这一时期初步奠基。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联邦德国正式建交并启动科教合作以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经历了由点到面、由项目到制度的演进，总体上呈现“节点—扩散—锁定”的路径：关键节点打开合作窗口，扩散推动规模与类型增长，制度锁定将个案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合作规则。

　　1972-1990年是合作奠基期。1972年10月中德建交后，留学派遣与早期校际接触逐步启动。1974年中国首次向联邦德国派遣留学生；1978年两国签署《科学技术合作政府间协定》，为高等教育与科研合作奠定政策与法律基础；1980年同济大学与德国高校签署中国与德国大学间最早合作协定，标志着高校层面的直接合作进入制度化轨道。

　　1991-2000年进入拓展深化期。高层倡议推动高水平大学合作，联合办学与联合研究平台开始形成示范效应。1998年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成立，引入联合管理委员会、双导师制等机制，推动合作从人员流动走向培养体系共建。在示范带动下，多地高校相继设立中德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2002年中德《关于互相承认高等教育等值的协定》签署，打破了两国跨国教育合作的壁垒，为后续规模化交流奠定了制度基础。学历互认确立了以培养目标与学习成果为依据的“功能性等值”原则，推动了双学位与联合培养从个案项目上升为制度互信，标志着合作逻辑实现了从“人员依赖”向“规则导向”的实质性跨越。

　　2010年以来，合作转向系统化与战略化。一系列高层对话与联盟机制相继建立：2004年中德合作高等教育战略对话机制启动；2011年和2012年相继启动中德高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职业教育合作联盟，将高校间的自发合作提升至国家层面的战略协调；2018年，两国签署《关于深化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合作的联合声明》，从顶层设计角度为两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合作指明了方向。至此，中德高等教育交流完成了从“点对点”项目合作，到“面对面”机构共建，再到“网对网”体系对接的跨越。

治理结构：多方参与的协同运行机制

　　中德高等教育合作能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保持韧性，关键在于形成了“政府引导、高校主体、多方参与、多层推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政府层面通过政治承诺与跨部门协调确立战略方向与制度框架；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德国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发挥专业职能，负责项目执行、质量评估与风险管理；高校通过校际协议与合作办学实体，将合作意图转化为课程与科研的具体实践。这种结构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既通过顶层机制锚定方向，又保留了学术共同体的自组织空间，使合作从单点创新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性生产。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中德合作利用中介机构的项目管理、过程评估与信誉背书机制，有效缓解了制度差异带来的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使运行风险可控。

　　联合办学是中德教育合作中制度化程度最高的形态，也最能体现双方在制度与规则衔接上的治理能力。截至2024年，中国共有130所院校开展中德合作办学项目，形成覆盖本科及专科的多层次、多区域合作网络。随着合作规模的稳定，重心正由数量扩张转向内涵式建设，重点聚焦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学习成果的可测量性以及毕业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从组织形态演进看，合作路径主要呈现为三类：一是以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等为代表的“研究牵引型合作”，依托学科纵深构建长周期框架；二是工程教育领域的“培养闭环型合作”，通过模块化课程与德国专业认证的实质性对接，实现培养方案与国际标准的深度融合；三是应用型高校的“网络化合作”，通过构建多类型伙伴体系形成分布式合作节点，拓展对接面，服务区域产业升级与技术转化需求，浙江科技大学中德学院是典型代表。三类路径各有侧重，但共同趋势在于，合作正从单一的教学移植走向涵盖课程共建、科研协同、质量互认与产业对接的系统化制度安排。

　　当前，新型合作项目正通过制度创新、在实践中探索来进一步验证体系兼容性。例如，2025年获批招生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德国安哈尔特应用科学大学的本科合作项目，在引入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模式的同时，通过明确治理架构与权责边界，推动了学位资质的双重认可。此类实践不仅提升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也为跨国合作中外方资源引入与高校自主办学之间的平衡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学科分布来看，中德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目前高度集中于机械、汽车、电气等工程技术领域以及经济管理领域，这与德国的产业优势和中国的发展需求契合，但在人文社科、基础科学、艺术设计等领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仍有待拓展。未来可通过联合课程开发、共同研究项目与跨学科平台建设等方式，逐步拓展人文社科与基础科学领域的合作深度，构建更加均衡完整的知识协同格局。

创新转向：聚焦前沿议题与数字化协作

　　当前，人工智能、工业4.0、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能源等议题正在重塑全球产业与科研格局，也成为中德高等教育合作中最具前瞻性与战略意义的增长点。2019年4月，中德人工智能合作中心和中德人工智能加速孵化中心揭牌，双方拟在人工智能（AI）与增强现实（AR）等领域开展深层合作，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2024年10月，第四届中德重庆国际教育论坛以“AI时代的中德高等教育合作与实践”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等合作平台也持续强化人工智能科技议题的布局，通过专题研讨、联合研究与人才培养等方式拓展合作内涵。

　　在前沿议题牵引与数字技术赋能的双重作用下，中德高教合作的组织方式正呈现新的演化趋势，在以人员跨境流动为主的传统路径之外，线上线下融合的“平台化协作”正在成为重要补充。虚拟交流、混合式培养与结构化国际联合培养博士生等，推动中德高校人才培养合作由短期访问转向更稳定的合作共同体，使学生在共同课程、共同项目与共同导师制中积累学术网络与跨文化能力。面向终身学习趋势，微证书、微学分与资历框架对接也可能成为下一阶段的制度议题，以提升人才培养对产业技能迭代的响应速度。由此，数字化合作不再是应急方案，而是成为提升可达性与韧性的长期变量，逐步构建起跨越时空的教育“第二空间”。

挑战与展望：构建更具韧性的教育合作生态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中德高等教育合作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框架与实践体系。然而，合作越深入，治理越需精细；规模越扩大，对制度韧性的要求越高。当前，国际格局深度演变，技术迭代加速，高等教育跨境合作面临的政策环境与治理语境正在发生显著变化。面向未来，中德合作应在开放与安全之间把握边界，在效率与规范之间优化平衡，构建基于规制的互信基础。其核心挑战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国际格局深度调整背景下，高技术领域合作的审慎性增强，数据合规与知识产权保护要求上升，合作的制度环境趋于复杂。应对之道不在于以管控逻辑取代开放逻辑，而在于构建清晰的合规框架与分级治理能力，形成基于专业判断的风险识别机制与可执行的管理流程。其二，合作中的结构性差异仍然存在，包括人员流动的规模与方向、学科比较优势以及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非对称性，需要通过共同议题设定、共同标准建设与共同平台运营实现动态再平衡。其三，合作规模持续扩展带来质量与声誉压力，项目越多越需要透明的质量保障链条与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以维护整体合作信誉与公共信任。

　　与此同时，平台化合作引入数据跨境流动、算法透明度与学习分析伦理等新议题。技术创新与规则协调必须并行推进，防止“技术便利”可能演化为新的制度摩擦。面向数字化转型新阶段，衡量合作成效的尺度也应从协议数量与流动规模，转向对全球性问题的知识贡献、高水平人才的培养质量以及对合作生态的制度供给能力。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德高等教育合作以政治互信与经济互补为基础，并在政府、高校、中介机构与学术共同体的长期参与和支持下持续推进，成就显著。展望未来，两国应继续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下，将项目经验提升为稳定可行的制度安排，把交流成果沉淀为坚实长效的合作能力，构建更具韧性和前瞻性的教育合作生态，为两国培养具备跨文化领导力、熟悉双方专业标准的高水平人才，并为应对气候变化、数字化转型等全球性挑战贡献更有分量的教育与创新方案。

　　（作者：吴玫，系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