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基层治理中的礼法合治及其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礼法合治贯穿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数千年，以“礼”为道德根基构建社会伦理秩序，以“法”为制度保障划定行为边界，形成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治理格局，在整合基层资源、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礼法合治的演进脉络

　　“礼”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祭祀仪式，《说文解字》释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的核心本义是通过特定仪轨表达对神灵祖先的敬畏，随着社会演进逐渐突破宗教祭祀范畴，演化为涵盖人际交往规范、等级秩序准则、道德伦理要求的综合性社会规范体系，成为维系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的精神纽带。“法”在先秦文献中多与“刑”“律”互通，《尔雅·释诂》定义“法，常也”，特指国家制定的具有强制性、普遍性的行为规则，以刑罚为后盾确立社会运行的底线秩序，其核心功能在于“禁于已然之后”的惩戒与威慑。

　　礼法合治思想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确立了德礼优先、刑政为辅的治理次序，成为基层治理的思想准则。荀子突破“纯任德教”治政伦理框架，提出“援法入礼”治政范式，构建起礼法协同的动态治理机制，“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礼记》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执两用中”理念，则为礼法平衡提供了哲学基础。

　　秦汉大一统王朝推动了礼法合治从理念转化为制度实践，建立起以乡里制为核心的基层组织架构。秦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设里正、亭长掌民政教化；汉承秦制，乡官除有秩、啬夫外，专设“三老”掌教化，形成职官与长者并用、刑禁与教化并施的治理特色。

　　唐宋是礼法合治的完善期。唐代以《唐律疏议》完成礼法融合的法典化建构，将58条涉孝条款纳入律典，实现了“失礼之禁，著在刑书”的制度整合。北宋《吕氏乡约》提出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进一步体现了礼法在民间的互动互补融合。

　　及至明清，礼法合治走向成熟。《大明律》规定，“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将基层调解纳入法定程序。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与《十家牌法》，构建起“教化—管控”双重基层治理体系，使礼法合治更具实践效能。清代通过“礼制下移”与“官法同构”，使乡约、族规与国家律例形成互补，如乡饮酒礼通过礼部备案强化教化功能，实现了礼法合一的社会治理效果。

　　总体来看，在古代基层治理中，礼与法虽各有侧重，但在本质上相辅相成。一方面，礼是法的基础和指导原则，许多法律规定源于礼的精神内核并将其具体化；另一方面，法是礼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通过对违反礼的行为进行惩戒，强化了礼的社会约束力。“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注重预防，法注重惩戒，二者功能互补，共同构建了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

礼法合治历史实践与当代价值

　　古代基层治理的礼法合治，通过组织融合、礼法互补、调解教化等方式和路径，实现了基层社会的长期稳定。

　　一是官治与民治协同联动的组织架构。从秦汉乡里制到明清保甲制，基层管理者均承担双重职责：里正、保长等既要负责赋税征缴、治安维护等法定事务，又要履行“导德齐礼”的教化义务。作为礼法合治的重要载体，传统乡约的结构与职能设计实现了国家律法与民间规范的有效链接。以潮汕薛侃《乡约》为例，“乡立约长以总其教，约副以助其决，约正司训诲，约史主劝惩”，形成了分工明确的治理团队；通过“乡约—总约—县”的层级链接，乡约不仅是民间自治组织，更成为国家礼法向基层渗透的重要渠道，实现了官治与民治协同联动。这种组织架构既保证了国家治理意志的贯彻，又充分调动了民间社会的自治活力。

　　二是国法统摄、礼俗补充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国家律典主动吸纳礼的精神内核，实现“以礼入法”。如《唐律疏议》在“妇人官品邑号”条中明确“依礼‘凡妇人，从其夫之爵命’”，直接以礼释法；“准五服以制罪”制度根据亲属关系远近确定刑罚轻重，将“亲亲尊尊”的伦理原则转化为法律规则。另一方面，民间礼俗通过制度化转化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实现以礼辅法。唐宋以后，《颜氏家训》《义门陈氏家法》等家法族规广泛流传，其内容涵盖伦理教化、行为规范、纠纷解决等方面，成为里甲老人调处纠纷、管理乡里事务的重要依据。这些礼法合治的制度实践，体现了国家律典与民间礼俗的双向互动与有机互补。

　　三是基层调解与道德教化的实践形式。在调解中，基层管理者兼顾情理法，既以国家律典为底线，又以儒家伦理为依据。如康熙年间张英家族与吴氏的宅基地纠纷，本可适用律法裁判，而张英通过“让畔让居”的道德倡导促成和解，成为“以礼和事”的经典案例，既维护了国家法律权威，又契合民众道德认知，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此外，基层管理者还通过乡校讲学、乡约宣讲、家族训诫等多种形式，教化乡民树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伦理观念，将礼的要求内化为民众自觉意识。礼法规范的深入人心，有助于减少纠纷的发生、促成矛盾的解决，进而实现“以德去刑”的治理理想。

　　礼法合治模式所蕴含的德本刑用、官民协同、情理法兼顾等智慧，为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提供了宝贵借鉴。其一，在基层治理中实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坚持法治的刚性约束，严格执行国家立法，又重视道德的柔性引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全过程，形成规范、引导、教化于一体化的治理机制。其二，既强化政府的治理责任，又激发群众的自治活力，打造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通过制度化渠道吸纳民意、培育社区组织、完善议事协商机制，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法治框架内有效衔接、良性互动。其三，既维护国家法的权威性，又引导纠纷化解的多元化，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坚持司法终局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调解、仲裁、和解等非诉方式，注重情理法在纠纷调处中的融通运用，既守住法律统一适用的底线，又释放基层治理的弹性空间，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切实提升治理效能。

　　（作者：范辉，系安徽医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