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新兴领域高水平治理
【析理论道】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细胞,既是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地”,也是社会治理的“新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新征程上,应科学把握社会变迁态势、生产关系变化趋势,将新兴领域的“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增量”,把最活跃的地带打造成最坚强的阵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新兴领域高水平治理,在流动的社会中筑牢坚实执政根基。
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新”在哪里
“新”在组织形态。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主要依托相对稳定的科层制管理模式,呈现出组织设置固定化、管理模式规范化的特征。而在以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中,新就业群体就业方式灵活、流动性强、组织归属感弱,“两新”组织呈现出显著的扁平化、去中心化和边界模糊化特征。这意味着,新兴领域党组织的组织形态不再局限于“单位—个人”垂直架构,而是涵盖互联网平台、外包公司、商务楼宇等多种形式的复杂覆盖网络。这一新特征,要求党建工作必须在开放性更强、迭代更快的网络化社会中重新定位,适应从静态管理到动态适配的组织形态变化。
“新”在组织功能定位。在传统“单位制”的整合模式下,党组织的动员功能往往通过制度安排的刚性约束自上而下实现。而新就业群体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平台用工模式,使过去依托劳动关系开展党建的路径难以完全奏效。同时,作为新就业群体主力军的“90后”“00后”群体,成长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和数字技术迭代更新时期,思维方式更加开放、多元、自主,更加注重个体体验和价值认同。这意味着,新兴领域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应当从侧重动员与管理转向突出引领与服务,党建工作需要深度嵌入业务流程与服务场景,以精准举措回应新兴领域人群所思所盼,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彰显组织的价值与温度。
“新”在内容供给和活动载体。一方面,从党建工作的内容供给看,新兴领域党建需要推动党建工作与行业特征、群体需求同频共振,实现政治引领与企业发展的价值契合。另一方面,从党建工作的活动载体看,新兴领域呈现出从“面对面的物理空间”向“屏对屏的数字空间”转变的新趋势。固定时空模式下的传统党建工作开展方式,已难以完全满足人员分散性强和时间碎片化程度高的新就业群体需求,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的“指尖上的党建阵地”逐渐成为新兴领域党建的重要形式。
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难”在哪里
组织覆盖之难。传统的基层党建工作主要依托基于单位和社区的静态属地管理,而新就业群体的显著特征是移动化作业和原子化生存,这必然导致原有属地管理边界在数字化冲击下日益模糊,进而使得新兴领域党的建设面临组织难以全面覆盖的难题。一方面,流动党员动态管理存在盲区。部分党员长期处于“口袋”或“隐形”状态,组织隶属关系与实际活动空间分离,使其游离于教育管理监督体系之外。另一方面,组织悬浮现象在一些领域存在。例如,在商务楼宇、园区及互联网平台,党建工作难以触及末梢,部分已建组织受限于缺乏有效载体与实体阵地支撑,组织生活流于形式,面临有形覆盖易、有效覆盖难的难题。
功能落实之难。新兴领域多以平台经济为主体,其运行遵循的是资本逐利和效率优先的商业逻辑。这表现为,为追求效率和市场份额,平台企业的算法规则往往将商业利益最大化作为核心导向。而党建工作必须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守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福祉。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开展过程中,商业逐利逻辑与政治引领目标存在的内在张力,容易在企业内部形成隐形壁垒,若无法有效破题,党建工作就无法融入业务链,导致党建与企业业务形成“两张皮”。
人心凝聚之难。当前,新就业群体面临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会保障覆盖不全等现实痛点。这很大程度上源自行业监管与属地管理之间权责边界模糊,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必然会侵蚀新就业群体对平台乃至社会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党建工作的根基在于凝聚人心,人心的凝聚离不开切实的权益保障和深层次的情感认同。面对这一人数众多、利益分散的庞大群体,重塑价值认同既是将其重新“组织化”的关键前提,也是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的核心基石。
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落”在哪里
强化政治引领,实现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针对“两新”组织特别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党建工作不能止步于“有形覆盖”,更要实现从组织嵌入到功能融合的跨越。一方面,紧扣公司治理关键环节,在确立党组织法定地位基础上,推行管理层与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推动“党建入章程”,探索党组织在服务企业决策方面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紧扣平台经济特性,引导平台企业优化算法设计,倡导人文关怀,摒弃“唯效率论”,确保技术变革始终在国家战略和公共利益的轨道上健康运行。
注重服务先行,以权益保障构筑信任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决定事业兴衰成败。”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必须把解决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作为重要抓手,通过解决关键小事,构筑信任基石。例如,依托“暖新驿站”打造十分钟服务圈,做实法律援助、职业伤害保障等兜底机制,将党组织的关怀送到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将党建工作具象化为可视可感的身边服务,进而激发他们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完善行业统建,塑造条块结合的组织体系。针对部分新兴领域企业“小散弱”及去中心化的特征,党建工作需要摆脱“就企业抓企业”的路径依赖,确立依托行业、沿链而建的系统思维。充分发挥网信、交通运输等行业主管部门及平台龙头企业的“头雁效应”,深化行业发动、属地统筹的复合管理机制。推动党组织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向商圈生态圈覆盖,将分散的经济实体集群耦合,确保新兴业态发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堡垒就筑造到哪里。
突出赋能增效,将服务对象转化为治理力量。新就业群体具有流动性强、联系面广、熟门熟路的职业优势,党建工作应善于将这一职业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例如,通过聘任“兼职网格员”、组建“先锋骑手队”等方式,引导并激励新就业群体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收集等方面发挥“流动哨兵”作用,既有助于提升其职业价值和荣誉感,也能使这一群体从服务对象转化为治理力量,助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坚持数智驱动,推动平台技术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新兴领域企业拥有先进算力与技术资源,是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重要依托。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与政治引领作用,一方面,探索“人工智能+党建”模式,推动党建工作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转型;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将数据分析能力与应急响应能力实际应用于城市运行监测、应急物资保供、风险研判预警等社会治理场景,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真正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
(作者:柴宝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政府管理学院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