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草档案与托勒密埃及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纸草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是一门主要研究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约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7世纪中叶）纸草及纸草文本的学科。19世纪80年代，埃及考古学之父弗林德斯·皮特里在埃及法雍地区的考古活动，以及英国牛津大学古典系伯纳德·格伦菲尔和阿瑟·洪特在奥克西林库斯的发掘，使得包含希腊罗马时代埃及行政文本在内的大量纸草在千年之后重见天日。埃及源源不断的出土文献令欧洲学术界大为震撼，德国的罗马史家特奥多尔·蒙森曾预言“20世纪将是纸草学的世纪”。他的学生乌尔里希·威尔肯投身纸草研究，于1900年创建第一个纸草学期刊《纸草档案研究》，成为纸草学诞生的标志之一。

  纸草学家将同一个人、家庭、社区保存的一系列纸草整理为档案，便于开展史学研究。纸草档案兼指官方文书和私人书信，因保存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可能将官方通信、行政文书和私人家书混杂存放。芝诺档案是现存托勒密埃及时期（公元前305至公元前30年）数量最大的档案（总计2063份纸草文本，其中1800余件为希腊语文本），所有者为考诺斯的芝诺，他曾担任托勒密二世时期财政大臣阿波罗尼奥斯的秘书，还受命为后者管理地产，负责组织灌溉近2750公顷土地。芝诺收藏了工作与生活相关的各种官方文件和私人通信，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63年至公元前229年，在近代学者重现和探讨托勒密埃及经济制度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1911年，芝诺档案中的部分文本首次出现在伦敦和斯特拉斯堡。1914年冬，大量芝诺档案文本分批次流入古物市场，先后为埃及开罗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以及其他欧美博物馆、科研机构或私人等收藏。

  20世纪20年代，俄裔美国纸草学家迈克尔·罗斯托夫采夫利用新整理的部分芝诺档案撰写《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大地产》，是为托勒密埃及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端。早期研究即以希腊语纸草档案为核心史料，重点关注托勒密家族的王室经济。1939年，比利时纸草学家克莱尔·普雷欧出版专著《拉吉德王室经济》，详尽而细致地描述了托勒密王室对经济的高度控制或“垄断”。不久，罗斯托夫采夫在《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1941年）中，进一步强调埃及的“国家垄断”和“计划经济”色彩。他指出托勒密二世实施经济和社会改革，从而在埃及确立了希腊化经济体系。某种意义上来说，罗斯托夫采夫和普雷欧依靠纸草档案，共同奠定了欧美学术界关于托勒密埃及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纸草学家们将工作重心转向早期研究中忽视的地方经济。除了希腊语纸草档案之外，他们还着手收集、整理不同时期个别村庄或地产的相关埃及语纸草文本，按专题重新分类汇编。门西斯档案在格伦菲尔和洪特发掘的纸草文献中最为著名，保存者为公元前2世纪法雍地区科尔克奥西里斯的书吏门西斯，他详细记录了当地农业经济和行政管理情况。由于这些纸草文书出土时混杂在鳄鱼木乃伊中，门西斯档案的重建工作颇为不易。1971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多萝茜·克劳福德利用该档案重点分析科尔克奥西里斯的行政、土地、人口和农业状况，揭示古埃及政府试图对该地区的人口、税收、土地和农业生产进行精准测算、记录和管控，建立了一套复杂而严密的土地登记系统。

  随着纸草档案编辑重心的偏移与研究视野的拓宽，埃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被赋予新的生命力。学者们的关注点不再仅限于地方行政与经济层面，还广泛涉及个体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利时纸草学家威利·克拉瑞斯搜索和整理一些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皮特里纸草（由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发掘于法雍附近的古罗布，也称为古罗布纸草），出版了其中53份遗嘱类文本，展现了托勒密埃及法雍地区封地军人的家庭关系、身份、财产以及当地的农业和地产信息。美国纸草学家纳夫塔利·路易斯以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整理汇编了兼具官方与私人性质的个人文本，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再现不同职业和社会身份的希腊移民在埃及的社会生活。1998年，荷兰纸草学家阿瑟·维胡格特也以门西斯档案为研究对象，描述了更为微观的社会生活场景，关注门西斯本人的社会身份认同、工作、生活，通过信件的格式规范推测门西斯和通信人的等级关系。

  纸草学数据库建设则引领了计量分析和利用计算机进行研究的潮流，也加快了跨学科进行社会经济史专题研究的进程，增加了对人口统计、社会结构、城市化、社会关系等领域的关注。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最先开始对收藏的纸草进行电子编目。杜克大学于1982年开始建立杜克纸草文本数据库，收录已经出版的纸草文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欧美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始大规模扫描纸草文本，通过互联网建立起世界范围的纸草档案库，纸草文献得以通过数字化信息的形式在网络上被查阅和检索。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纸草学家重视结合数据分析，探究希腊罗马时代埃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截至2019年，鲁汶的特里斯迈吉斯托斯数据库（Trismegistos，缩写为TM）已收录680123份纸草数据，其中370086份文本记录了496702个人的信息。

  进入新世纪，托勒密埃及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迎来一个新的高峰。2006年，克拉瑞斯和剑桥大学纸草学家多萝茜·汤普森历时十五年的合作，共同出版了《计算希腊化埃及的人口》。该书重点收集、编辑了从法雍至中部埃及吕克波利斯州（诺姆）一百年间（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150年）的税收类纸草文本，按照区域和税收类型划分为54组，对上述地区的人口、家庭、婚姻、职业、族群以及财产等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展现出王朝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图景。基于这一研究成果，鲁汶大学研究员卡嘉·穆勒尝试用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地理学理论研究托勒密埃及国内外新定居点的分布情况，认为它们构成了支撑国家权力的网络，对托勒密埃及国家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鲁汶数据库TM也于2012年建立网络分析系统，极大地推动了托勒密埃及人物志研究，可以用于分析个人、家庭、地点、人名甚至埃及语书信的关联。目前，帕许里斯档案、法雍档案、上埃及档案等多个项目仍持续进行。

  欧美学术界关于托勒密埃及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纸草文本的收集整理、档案编辑方式、技术方法的革新等，伴随着纸草学研究的开拓而延展。数量庞大且不断新增的纸草文书使这一研究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鲁汶大学TM收录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档案超过500份，共计近2万件文本。据美国纸草学家范·明宁估算，到2030年时，出版的纸草文本将不少于10万件。尽管纸草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漫长而艰苦，但纸草学经过一百余年的沉淀、累积和更新，逐渐克服技术困难（如文献残损、勘误、确定年代和地点等）和文献内容庞杂且零碎等缺陷，档案的整理也已取得长足进展。在跨学科合作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助推下，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微观考察，都将进一步完善研究者们对托勒密埃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图景的绘制。

  （作者：戴鑫，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的族群划分与文化选择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