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与《英格兰国王史》

  12世纪初英国的历史书写迎来黄金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中世纪史家。这一史家群体以本笃会修士为主，他们的写作塑造了中世纪盛期以来人们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理解与想象，影响了后世英国历史编纂的发展方向。在他们当中，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及其写作的从罗马不列颠时代到亨利一世时期的《英格兰国王史》代表这一时期史学成就的最高峰。

  《英格兰国王史》共五卷，涵盖了从罗马不列颠至亨利一世时期的历史，关注的地理范围以英格兰为主。现代学者戴维斯将全书的主题总结为三点：第一，英格兰民族的形成过程；第二，英格兰政治统一的过程；第三，英格兰社会与文化的改善过程。因此，这部作品对于学界研究中世纪英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同时，本书的内容绝不止于英格兰一个王国的历史，而是将其置于整个中世纪西欧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远超该书名所能指称的范围。除了在书中各处穿插有关欧陆的历史叙述，威廉还在第四卷后半部分大量补充有关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记录，并从更加古典而非单一化的宗教视角去讨论这一事件。此外，《英格兰国王史》运用的史料来源广泛，不仅包含西欧各地的编年史与档案等文本，还囊括威廉在旅行途中通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获得的各类知识。在完成本书的初稿前，他至少两次进行长途旅行，走遍英格兰中部与南部大大小小的教堂与修道院，并多次踏足欧陆。威廉的这些经历破除了人们对中世纪修院史家与世隔绝、静坐修史的固有偏见，使其作品在内容的广度与讨论的深度上超越同时代的其他史家。

  作者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约于1091年末出生于英格兰威尔特郡，其父应为诺曼骑士，其母则可能来源于诺曼征服后某个没落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家庭。威廉于1100年前加入马姆斯伯里修道院，其后在修道院内担任图书管理员与领唱之职。从童年时代起，威廉就展现出对知识的高度热爱。受到家庭教育与马姆斯伯里修道院文化复兴的双重影响，威廉很早便对逻辑学、医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多有涉猎，并对史学尤其重视。通过四处游历，他搜集大量书籍，丰富了原本相对贫乏的马姆斯伯里修道院的图书馆馆藏。这些书籍材料与其丰富的旅行经历共同构成了威廉的写作基础，使其成为中世纪西欧最为高产的史家之一。

  威廉发现前人的史学作品在叙述上多有遗漏之处，为了“使被掩埋在历史废墟之下的东西重现天日”，他自己开始写史。在威廉心中，教会史家比德具有极高的史学地位，但在比德之后，他很难再找到以拉丁语撰写长时段英格兰历史的史家。威廉评价道，10世纪的编年史家埃塞尔维尔德文风粗粝，自己同时代的前辈爱德玛则又忽略了比德之后长达223年的历史。因此，他撰写《英格兰国王史》，用此书来“修补已经断裂的历史链条”。

  与同时代其他修院史家的作品相比，《英格兰国王史》显示出独特的世俗化特性。威廉认为，娱乐是阅读与写作历史的重要缘由。除了王国变迁与权谋攻伐等世俗历史的常见内容，他在这部作品中还记录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传闻逸事，乐于窥探国王、主教等大人物的隐秘故事，有时甚至使用一些非常轻快的语调进行叙述，一反传统修院史家的严肃与沉闷。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第二卷中他对教宗西尔韦斯特二世逸事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逸闻的叙述上。这些故事多摒弃道德教化的口吻，单纯被他用来调剂叙事节奏，吸引世俗读者。

  《英格兰国王史》世俗性的背后是威廉对神圣历史的深刻理解。他以基督教史学的神意世界观为“骨”，以世俗权力的兴衰与变迁为“肉”，构建出一套独特的历史运行逻辑。“神意思想”是中世纪教会史中最为常见的主题，意指“上帝在人间的旨意会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威廉对此的运用更加细腻。在他看来，上帝以两种途径介入人类历史：一是以神迹的方式直接介入；二是以审判者的方式间接介入，运用世俗权力的变迁来惩罚偏离正道的王国与族群。因此，《英格兰国王史》穿插着对圣徒与神迹的叙述，并为不列颠各民族的兴衰交替寻找背后的逻辑。威廉认为，圣徒与神迹反映着上帝对一个族群的恩泽与信心，而族群整体的道德堕落会带来“上帝之鞭”，由上帝安排更为野蛮的族群来代为惩罚。族群的道德水平又与世俗王权直接相关，国王的腐化会直接导致社会其他阶层的堕落。威廉理想中的政治状态是王权与教权的平衡，具体到英格兰，便是由国王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两头“公牛”捆绑在一块，同犁英格兰的土地。因此，10世纪下半叶的国王埃德加与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的亲密合作被威廉视为盎格鲁-撒克逊黄金时代政治的代表。

  《英格兰国王史》是威廉试图超越传统编年史学模式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很多时候，威廉放弃对具体时间的记录或是对时间顺序的严格遵守，而倾向于按主题分类讨论。这一尝试最明显地体现在该书最后两卷对威廉二世与亨利一世统治时期的叙述中。威廉深受古典作品的影响，在这两卷中模仿古罗马史家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将自己的叙述按照性格特征、内外事务等不同主题进行组织，摆脱了中世纪编年史的框架，形成了威廉二世与亨利一世的历史传记。12世纪末13世纪初坎特伯雷的修士乔维斯曾对编年史家与历史学家作出区分，认为前者只是搜集材料、“剪辑粘贴”之人，而后者才是窥探事物本质之人，用修辞与理性并辅以独特的风格将历史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一些学者将威廉视为比德之后想要摆脱编年史家身份，撰写连续的英格兰史的第一人。《英格兰国王史》也被评价为一定程度上的传记体戏剧，既展现故事全貌，又避免连续叙述的沉闷乏味。

  威廉与他的《英格兰国王史》对英国中世纪时期的历史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威廉批判与摈弃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延续而来的古英语史学，仅将其视作后诺曼征服时代拉丁语史学可供使用的史料，奠定了拉丁语史学在中世纪英国的主流地位，客观上推动英格兰史学与欧陆史学的合流。另一方面，《英格兰国王史》首次明确提出对诺曼征服历史书写的折中主义，调和了1066年前后英格兰的历史，既构建了对盎格鲁-撒克逊黄金时代的追思，也突出了盎格鲁-诺曼时代的新气象。通过同时代的知识网络，威廉与其他史家相互影响，统一了12世纪初人们对英格兰历史的整体叙事。此后的英国中世纪史家多使用威廉等人的作品作为1100年前英格兰历史的底本，而将写作重心转移到记录他们同时代的历史上，即当代史。

  威廉的史学成就使其在生前便享有盛名，身后更是被许多中世纪史家视为与比德齐名的权威。到了18世纪时，大卫·休谟关于英国早期历史的总体观点更是深受《英格兰国王史》的影响，他在《英国史》中称威廉为“最为优秀的古代英国历史学家之一”。19世纪以来，伴随着对威廉现存作品的研究以及新抄本的发现，威廉在现代学者眼中的地位不断拔高，如今已成为英国中世纪史家中里程碑式的人物。

  （作者：刘铭，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