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无论是推崇“实录”的中国古代史家，还是追求“据事直书”的西方“兰克学派”及其后世学者，都将“真实地记录”视作历史著作的最高标准。然而，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著作中“绝对客观的历史真实”并不存在。虽然后现代史学理论中的偏激观点已被摈弃，但是正如学者所言，“史料或者说历史事实要说话，靠的是历史学家将它们编排为有机的整体……通常我们要求于一个历史文本的，是要它传达历史的真实……然而，由真的陈述构成的整体画面，却难免有片面和歪曲的嫌疑……在历史学家针对某一个主题选择史实时，可能有着主观性和自由度，其间也并非就全然没有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约束……从这一点出发，在谨慎得多的意义上来讨论历史学的客观性，才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彭刚《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客观性问题》）。
当我们谨慎讨论历史学客观性时，需重新审视《左传》赋诗引诗这一经典问题。传统赋诗引诗的研究重点在《诗经》。《左传》仅作为坚实可靠的历史著作，被用来论证春秋时期《诗经》采录、结集、传播、运用等情况。这些研究成果忽视了《左传》的书写活动对赋诗引诗的影响。换言之，《诗经》具体诗篇在《左传》中的实际使用情景不尽相似。作为先秦文献材料，《左传》赋诗引诗有各自的材料适用界限，即所谓“文本边界”。
一
综合诸家统计，《左传》赋诗引诗文本共157条。这157条赋诗引诗与《左传》之间的关联，可由表及里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诗经》篇目在《左传》中属于国君、卿大夫、贵族女性或乐工创作吟诵的赋诗，还是君子或春秋时人发表言论时引用的引诗。33条《左传》赋诗文本按照使用情形可分为创作《诗经》篇章的“造篇”和吟诵已有《诗经》篇章的“诵古”。赋诗者均为春秋时人。124条《左传》引诗文本根据引诗者身份可分为君子引诗和春秋时人引诗。春秋时人引诗依据其在叙事中的功能，又可细分为阐述观点、判断形势、表明心迹和作出预言四种类型。
第二层是不同类别的赋诗引诗文本，与所属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赋诗中创作《诗经》篇章、引诗中君子引诗与阐述观点的春秋时人引诗，均与所属历史事件存在一定程度的疏离。相对而言，赋诗中吟诵已有《诗经》篇章，引诗中判断形势、表明心迹与作出预言的春秋时人引诗，则与所属历史事件联系密切。
第三层是不同类别的赋诗引诗文本，与《左传》书写重点之间的关联性。《左传》所载史实以齐桓公去世（僖公十七年）和晋楚第二次弥兵之会（襄公二十七年）为界，可分为三个阶段。《左传》在书写这三个阶段的历史事件时，其书写重点并不相同。赋诗中创作《诗经》篇章的“造篇”和引诗中的君子引诗，不受《左传》书写重点制约。而赋诗中吟诵已有《诗经》篇章的“诵古”和引诗中的春秋时人引诗，均受到《左传》书写重点的影响。尤其是朝聘盟会等仪式场合的赋诗，是《左传》书写晋楚争霸的关键叙述因素。同时，春秋时人引诗的文本数量与《左传》全书言论数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春秋时人引诗数量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加，符合《左传》后期重点书写卿大夫言论的特征。
综上所述，赋诗中的“造篇”和君子引诗，不仅与所属历史事件联系松散，而且也不受《左传》书写重点的制约。赋诗中的“诵古”和春秋时人引诗均受《左传》书写重点制约，但与所属史实的关系较为复杂。不同类别的赋诗引诗在《左传》中的具体适用情境并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
二
春秋时人引诗和吟诵已有《诗经》篇章的春秋时人赋诗，均在不同程度受到《左传》书写重点与所属历史事件的制约。
《左传》书写重点对这两类赋诗引诗的制约，关键在《左传》三个阶段的文本书写重点并不相同，呈现明显的书写转向。具体而言，齐桓公去世之前（隐公元年至僖公十七年）重点记述郑庄公小霸和齐桓公称霸。齐桓公去世至晋楚第二次弥兵的阶段（僖公十八年至襄公二十七年）重点记述晋国和楚国对中原诸侯国的争夺，即所谓“晋楚争霸”。二次弥兵后至鲁哀公欲去三桓（襄公二十八年至哀公二十七年）重点记述各诸侯国的内忧外患。吟诵已有《诗经》篇章的春秋时人赋诗，就与《左传》第二阶段重点书写的晋楚争霸关系密切。而《左传》第三阶段没有明确的历史主线，书写重点是诸侯国内忧外患。此期卿大夫言论数量急剧增加，春秋时人引诗数量也随之激增。因此，作出预言的春秋时人引诗与《左传》其他预言共同以“预言—应验”的因果逻辑，记述春秋后期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
所属史实对这两类赋诗引诗的制约，体现为《左传》记述具体史实时不可或缺“诵古”赋诗与春秋时人引诗。换言之，赋诗中吟诵已有《诗经》篇章，引诗中判断形势、表明心迹与作出预言的春秋时人引诗，都是《左传》记述历史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春秋时人“诵古”赋诗始于秦穆公送晋文公回国夺取国君之位前夕（僖公二十三年），结束于吴师破楚国都时申包胥去秦国请求出兵援楚之际（定公四年），与《左传》记载晋楚争霸的时间段重合。同时，“诵古”赋诗及时生动地呈现出长达百年的晋楚争霸情形。如《左传》第三阶段书写重点由争霸转向内乱，但第三阶段仍有6条“诵古”赋诗涉及晋楚争霸，反映晋、楚两国争夺郑国臣服以彰显霸主地位的最新进展。又如，作为依附霸主的小国国君或卿大夫在盟会聘问等场合“诵古”赋诗再得体，也改变不了小国不从晋就得从楚的附属地位。何况“诵古”赋诗不当，会为本国招来灾祸。而判断形势、表明心迹与作出预言的春秋时人引诗，则是《左传》记述具体历史事件时必不可少的叙述要素。阐述观点的春秋时人引诗虽与所属史实之间相对疏离，但也是历史事件的叙述因素。
此外，赋诗中的“造篇”虽颇具文学史料价值，但数量过少且与所属史实联系松散。君子引诗则完全不受所属史实制约。剥离具体史实中的君子引诗，并不影响《左传》所载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值得一提的是，君子引诗和阐述观点的春秋时人引诗，其言论内容是相对独立的道德观念和治国原则，如“忠”“信”“任人唯贤”“施惠于下”等。
三
以《左传》赋诗引诗作为个案，可知《左传》在记述历史事件时包含三种叙事结构，分别是：单纯记述历史事件；以历史事件为引子阐述观点；抛开历史事件叙述而重在评价时人时事。这三种叙事结构或单独或组合出现，加之“预言—应验”的叙事逻辑，以及数量众多的君子和春秋时人言论，使得《左传》的书写活动呈现出庞杂繁复却有条不紊的特征。
同时，君子引诗和阐述观点的春秋时人引诗，其言论阐发了诸多独立完整的道德观念和治国原则。它们体现出《左传》“言事相兼”的书写特征，即《左传》不仅详细记述史实，还载录众多言论。尤其是道德观念和治国原则，是君子和春秋时人面对政治社会不断动荡总结出的生存经验与政治智慧。春秋早期周王室逐渐丧失统治权、春秋后期霸主制度不断崩溃。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形，《左传》书写者借春秋时人和君子之口为历史事件提出合理解释、为动荡现实寻求应对之道。正所谓“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墨子·贵义》）。《左传》载录君子和春秋时人的言论，延续了前人将“春秋”文本用作国子教育的悠久传统。
要之，《左传》尽可能周密全面地载录春秋时期多样的历史细节与丰富的时代观念。正是这种对历史事件的多维展现、对古人观念的详尽记录，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文献。
（作者：曾鸿雁，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