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半生问学，五味杂陈。未知茫茫，须得心有南针。
我上大学前没出过豫南农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生活条件依然不高。黄发垂髫，都要参加劳动。我并不机敏，但翻地晒土、播种插秧、浇水施肥、松土除草、喷药捉虫、剪枝掰叉、收割捆垛、打谷扬场、饲养放牧，这些农活基本上都会。那时候，在农村没有什么书读，父母也反对读“闲书”，小学时我常偷偷躲在牛棚读《西游记》《水浒传》《杨家将》等演义小说，文中那朴素的正义感和保家卫国的情怀，在心中潜滋暗长。
乡村生活让我深切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世间有两件事是顶顶重要的，一是生产，二是分配。没有生产就没有劳动成果，分配不公就会破坏正义。特别是，黄河之南、长江之北，天下之中、兼及南北的地理气候，使我从小就既为鱼米之鲜而欣喜，也为黍麦之醇而迷醉，少了“门户之见”，乐于接新纳奇。
十年大学和研究生生涯，是一段单纯而快乐的时光。研究生阶段两位导师严厉而又极慈祥，敏锐而又极敦厚，共同的要求是，“必须多读书”。那个时候，我和法学界很多人一样，都认为到“西天”取了法治、宪制（政）、权力分立的“真经”，就能实现天下大同、人间太平了。我硕士和博士研究的都是西方法哲学，对分析实证法学下了些功夫，深受那种做学问如外科手术般敏锐和精细的影响。这种方法，我后来概括为“心中有问题，眼中有刀子”，作为一条心得与我自己带的博士生、研究生交流。
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法”之于中国的不足与不适，愈发凸显。虽然会共享某些法治与治理的共性规律，但认为“西天取经”就能“以西化中”，实现天下康乐、海晏河清，是不现实的。博士毕业，刚刚开始研究生涯，我就朦朦胧胧有了要冲破法学“西经”的冲动。法学研究，固然需要青灯古卷、寻章摘句，但更是实践之学、经世之学。能不能和文明传承、历史实践以及今天这个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间有真实的联结，是知识分子根本性的大哉问。不能是读几本书，特别是读几本西方的书，就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理，甚至掌握了真理。所以，在三十多岁时，我花了很多精力去梳理近世以来法学研究的学术史，呼吁法学研究的“思想解放”，提出要“建立与真实世界的真实联结”，探索“法治建设的成败之道”，试图将“要法治”的理念论转化为“如何实现法治”的实践论，倡导“探寻依宪治国的中国理论”，“在历史中发现中国宪法的未来”，由此奠定了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注实践、尊重规律的学术底色。
更幸运的是，作为生于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学者，我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数字社会的“三期叠加”。宏阔的大变革，带来了学术的大机遇。这样一个时空交织的大变革时代，要求对历史、哲学的认真思索，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广泛关注，以及对中外理论和实践的充分比较，才可能有对法律理论的深刻洞察。所以，学术生涯的第二个十年开启后，我致力于数字治理、数字法治的研究，提出中国法学必须抓住数字革命的机遇，并致力于网络安全、内容治理、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以及算法治理的研究，探索人工智能新技术新应用对法治的影响。数字革命推动构建新型数字社会，形成新的数字文明，也一定会促进新型数字法治。这需要我们有穿透历史的眼光，创发新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
名山事业，其实孤单寂寞冷，最需要心热。“冷板凳”不能是对世界冷眼旁观。尤其是法学，不能只搭建空中楼阁，著述只为“稻粱谋”，必须建构起与现实产生深厚联系的理论体系，明辨是非，守护公正。而且，时代变革对社会科学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问题的集成度、复杂度和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对复合型、战略型、创新型、引领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法学家要努力做到理论和实际相贯通、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内和国际相贯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贯通、个人研究与团队协作相贯通，以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为自觉追求，以全球眼光进行学术战略布局，以前瞻视野关注人类未来，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支振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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