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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雅派（杨维桢，字铁崖，而在其自我叙述中称其诗派为“铁雅派）成员大部分是由“铁门”弟子组成，故而认识铁雅派的诗学特点，需要把握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回到杨维桢的诗课现场，考察其诗学传授的具体内容；二是追溯杨维桢理想的诗学观念与诗学承传的实际效果。
“铁门”弟子从杨维桢受学大致始于至正初期。后至元六年（1340年）春，杨维桢居乡服丧期间，余姚宋禧、富春吴复等人拜入其门，至此，追随者接踵而至。至正元年（1341年），杨维桢服丧期满，举家移居杭州，十多年间辗转杭州、湖州、苏州等地，以客馆、授徒为业。直到至正末期，求学之士座无隙地。杨维桢自谓“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可传集序》），“铁门”弟子可谓浩浩汤汤。
因杨维桢本人以《春秋》经及第，因此，在“铁门”的课堂中，以讲授经学来应对举业为重要内容。至正初年，杨维桢寓居钱塘之时，嘉禾张汝霖奉父命，跟随杨维桢学习《春秋》五传学。上饶谢钧从杨维桢游学十余年，通《春秋》之学。至正十九年（1359年），忻忭、宝宝、何伯翰赴京师诠选之季，求教杨氏，杨维桢以西汉晁错、董仲舒故事“期其大对”，又以宋人李迪、种放故事“勉其大器”（《送三士会试京师序》）。
实际上，在杨维桢开门授徒之时，于经学讲授之外，便开始传授诗学。富春吴复，四岁能诵，后至元六年寄书杨维桢，愿持弟子之礼学诗。及至杨维桢寓居杭州、湖州等地，吴复舍妻从杨氏游，学习古文歌诗。杨维桢寓居昆山娄江时，弟子郭翼、殷奎等人持诗请益，铁崖均为其讲明诗道。
在杨维桢的意识中，诗学乃为专门之学，他说：“诗与文一技，而诗之工为尤难，不专其业，不造其家，冀传于世，妄也！”（《两浙作者集序》）因此，他非常重视诗歌创作经验和技巧的传授，这主要集中于其为弟子开设的几次诗课：
一是记录于释安《铁雅先生拗律序》中的一次。杨维桢寓居钱塘之时，为诸生讲律体诗。这次诗课的主旨是“律诗不古不可作”。他以杜甫诗来讲诗歌起兴，以李商隐诗讲诗歌用事，又以宋末江湖诗人的作品作为反面教材，示弟子识诗体之变。在这场讲习中，他本人作二十首诗，其中多有奇对，以此告诉门生“律中又时作拗体，此乃得于颓然天纵，不知有四声八病之拘。其可骇愕，如乖龙震虎，排海突岳，万物飞走，辟易无地。观者当以神逸悟之，不当以雄强险阨律之也”。课罢，弟子释安辑录先生拗体若干首，铁崖又令学生就其所作拗律体发表议论，弟子太极生认为其诗“真色脱涂抹，天巧谢雕锼”；太初生评价云：“健有排山力，工无剪水痕”；释安则认为：“先生拗律，自是水犀硬弩，朱屠铁槌。人见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其中自有翕张妙法。”这场关于拗律的讲授、讨论，使其弟子认识拗律体诗歌的做法和特征，对于弟子的学习心得，铁崖击几赏之。
二是记录于杨维桢《蕉囱律选序》中的一次。杨维桢寓居松江时，为请求诗法者再讲律诗。这次诗课的主旨是纠正关于律诗的一些误解。首先是关于“诗至律，诗家之一厄”的观点，杨氏举出苏轼以此观点评杜诗“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动影揺”“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等句之例，指出这一批评“是后寂寥无闻”。进而杨维桢认为“律为诗家一厄”的认识颇为绝对。因此，他提出个人的诗学论断：“虽律而不为律缚”。他以崔颢《黄鹤楼》、杜甫《夜归》诗等篇作为教学案例，认为作诗要先作其气，后论其格，崔、杜二作即显性地体现了这一观点。
三是记录于《铁崖先生古乐府》卷十《漫兴七首》的序和评语中的一次。杨维桢受聘湖州长兴东湖书院时，为学习杜诗的诸生讲授杜诗要领。当是时，钱塘诸子喜欢吟诵杨氏“唐风”诗歌。为此，杨维桢专作《漫兴》七首，认为这七首诗“去杜不远”，可与学杜者言。他指导学生学习杜诗的程序是：先得情性，后入语言。如何学习杜诗的性情、语言？杨维桢便强调要从杜甫《漫兴》诗开始学起。对此，其弟子吴复的学习心得是：“漫兴之为言，盖即眼前之景，以为漫成之词，于其情性盎然，与物而为春。其言语似村，而未始不俊也。此杜体最难学也。”
这三次诗课的学习重点均是在诗律、诗法上展开的。集中的诗课讲授之外，杨维桢亦指导弟子深入阅读古人诗作，领会古人作诗技巧。吴复最初持诗请教杨维桢，因以晚唐体为学诗范式，受到杨氏严厉批评，且让他“焚灭旧语”。于是，吴复持笔记录下杨氏琴操及《春侠辞》二十余首归去。一个月后，复归请教说：“先生诗法得矣，吾旧诗亦焚矣。第出语犹吾前日诗也，奈何？”杨维桢回答说：“姑歇汝哦事，静读古风雅骚及古乐府，几耳！”吴复退而阅读古诗三月，以所作诗告诉先生：“余旧语忘，新语出矣。赖先生教，幸而或驯致于古。”（《吴君见心墓铭》）经过这样的训练，吴复诗学精进颇速。
从以上学诗事例中可见，杨维桢诗学传授侧重经典范式的引导。他为弟子讲诗，首先明确学诗之本和经典教材。他认为诗人只有解悟《诗经》、《楚辞》、杜诗等经典作品所体现出的“情”，才能写出如这些经典作品之“辞”。在评价其弟子吴复的诗作时，他认为其诗“决非摹拟而成者，知学有古风人之旨”（《吴复诗录序》）。吴复于至正初辑录杨氏古乐府，深得其诗学旨趣，其《辑录铁崖先生古乐府序》言：“复学诗于先生者有年矣。尝承教曰：‘认诗如认人。人之认声认貌易也，认性难也，认神又难也。”因此，在辑录的过程中，凡有逸者，吴复可以作诗补之。
追求风雅正声是杨维桢理想的诗学观念，这一观念贯穿于其诗歌教学实践中，他参与评述、删选门人诗歌，请弟子品评自己的诗歌，均以此为最终目的。如弟子张宪所作乐府及歌行谣引，经他删选，保留了三百余首符合他风雅追求的诗作。《金信诗集序》载其弟子金信评其诗，认为他人所评“铁雅句律本屈、柳《天问》”并不准确，在杨氏的引导下，金信认为先生之诗采用了“属比之法”，是“《春秋》之诗”“诗之《春秋》”，因此，这一评论深得杨氏赞同。
尽管杨维桢在诗学传授中一再强调风雅正声的诗学观念，但是其实际效果如何？在钱塘时，杨维桢大量阅读了弟子诗作，他认为这些诗只是学习了古人的句读，却没有“古风人”的精神内质。故而，他感慨其弟子并无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诗学观念，“幸而合吾之论者，斤斤四三人焉……窃继其绪余者，亦斤斤得四三人焉：曰天台项炯、姑胥陈谦、永嘉郑东、昆山郭翼也”。（《郭义仲诗集序》）又说：“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求如张宪及吴下袁华辈者不能十人。”（《可传集序》）
无论是诗法传授，还是观念引导，其效果正如杨维桢自己所感慨的，“铁门”弟子称意者无几。从杨维桢学诗者，往往只乐学其诗歌奇气。诸暨韩奕少从杨维桢学习《诗》《春秋》，至正九年（1349）赴松江，追随杨维桢至吕氏义塾，求教先生曰：“奕从先生学，幸知经史行墨。然闻先生多奇气，多发于东西洞庭、大小二雷、七十二弁之峰。”（《送韩奕游吴兴序》）韩奕所谓“奇气”，即指杨维桢在太湖时所作《铁龙引》等具有奇崛风格的“铁龙体”。即便对于韩奕等人的学诗意愿，杨维桢坚决制止，但一股光怪陆离的奇崛诗风由此吹遍元季东南诗坛。
“铁门”的诗课没有培养出如杨氏一般的诗坛名家，倒是为诗坛培养了一大批吟咏“龙鬼蛇神”的诗歌做手。或许，参与诗课者在当时原非于着意于成为名家、大家，追随杨维桢学诗者在元末社会之所以如此之众，更直接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对诗人身份的看重以及诗学在更广泛社会层面的推广、普及，这一点可以在元末此起彼伏的诗社文会中得到印证。而铁雅派在后世的诗学认知中，亦因此更侧重于奇崛兀傲之风格表征的承袭。
（作者：武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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