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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经典篇目《斯干》的最后两章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与“乃生女子，载寝之地”之句，通行的注释为：生了男孩要将其卧于床上以示尊贵，生了女孩“则寝卧之于地以卑之”（《毛诗正义》）。《斯干》一诗“反映了西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程俊英《诗经译注》）似乎已是“铁证如山”了，但诗篇中的“床”与“地”是否能直译为“床上”和“地面”，其实还值得商榷。
“地”——后室之中央
“地”，一般被释为地面，“寝地”即睡在地面上。但“寝地”影响健康，对此古人早有认知。如《墨子·辞过》篇云：“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曰：“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周人笃信“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于天也”（《左传·文公十五年》），而让婴孩“寝地”显然有违天道，不应该被颂为歌谣编入《诗经》。因此历代学者在句读字眼之间小心转圜，作出尽量合乎情理的解读。如孔颖达判断“寝地”大约是女子出生之后，父母为纪念其降生而进行的一个仪式，“盖圣人因事记义，子之出生，暂行此礼，不知生经几日而为之也。何则？女子不可恒寝于地竟无裳”（《毛诗正义》），仪式完成后会把女婴从地上抱走。
《诗经》文字简奥，“地”应指宫室中一个具体的地点。《诗经·绵》曰：“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先周时期有称为“复”“穴”的建筑。据考证这种建筑是半地穴形式，有木作屋顶并用土覆盖，且会在顶上中央开孔以便照明（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后来周人修建宫室，“复”、“穴”作为建筑样式被继承了下来。《公羊传·哀公六年》记载：“（陈乞）使力士举巨囊而至于中霤”，传曰：“中央曰中霤”。庾蔚道：“复，地上累土，穴则穿地也。复穴皆开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因名中室为中霤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即周人借鉴早期的“复”“穴”形式在宫室中修建了“中霤”。
周代有中霤之祀，是以后土为神主的祭祀。《礼记正义·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国主社”，孔疏云：“中霤谓土神”。《吕氏春秋·季夏纪》有：“其祀中霤”，高诱注曰：“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足见“霤”与“社”都是祭祀土神，只不过有大小之别，且祭祀地点有异，国社在郊、在野，而中霤致祭则在家中、户内。古人常将“社”直接称为“土”，如《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云：“诸侯祭土”，传曰：“土，谓社也”；“社”也被认为是“地”或“地神”，如《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武成》载：“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正义：“后土，社也……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尚书正义》）。包山楚简中有“后土”“地主”即指“社”，如：
（见图1）土司命各一牂。（《包山楚墓文字全编》237）
压一（见图2）（羖）于（见图3）（地）（见图4）（主）。（《包山楚墓文字全编》219）
此外，包山楚简中还记载有“宫后土”与“宫地主”，如：
赛祷宫（见图1）（后）土一（见图5）（羖）。（《包山楚墓文字全编》214）
宫（见图3）（地）（见图4）（主）一（见图6）（羖）。（《包山楚墓文字全编》207）
霤为室内之社，“宫”为“室”，“宫地主”与“宫后土”应为“中霤”之别称。与“社”一样，“中霤”亦可用“土”或“地”来指代。
除了“土”与“地”，“中霤”还有其他的代称。睡虎地秦简中有占卜五祀吉日的内容，简文如下：
祠室中日，辛丑，癸亥，乙酉（三一贰），乙酉，吉。龙，壬辰、申。（《睡虎地秦简》日乙三二贰）
祠五祀日，丙丁灶，戊己内中土，乙户，壬癸行，庚辛口。（《睡虎地秦简》日乙四〇贰）
祠室，乙卯、戊辰、戊寅，吉。祠户，丑、午（见图7）。（《睡虎地秦简》日乙一四八）
五祀为门、户、井、灶及中霤，上面简文中的“室中”、“室”、“内中土”均指“中霤”。《礼记正义·月令》郑注云：“中霤，犹中室也……是以名室为霤云”，所以“霤”还可以“室”为代称。颜师古认为：“内中，谓后庭之室也”（《汉书·武帝纪》），那么“中霤”尤指内庭之室。
“中霤”可以“土”或“地”来指代，亦可以“室”指代，所以“载寝之地”中的“地”或即“中霤”，进一步可训为“室”，为周代宫室建筑中的一个具体地点，那么“载寝之地”应指将女婴放在中霤，即后室之中，并非让女婴径直接躺在地面上。不过以上解释最终能否成立，还需对一个重要的因素进行审慎地考量，那就是作为“中室”的“地”，其与“床”的对应关系能否被建构成立。
“床”与“地”的对应关系
《诗经》为歌谣，在对应诗句中出现的“床”与“地”应存在对应关系。因前人将“地”解释为地面，许多学者都认为“地”为床下之地，为男上女下之意，强调尊卑。除“上下”之外，还有“阴阳”之说，如朱骏声云：“巽，两木四足，床象。诗：乃生男子，载寝之床。乃生女子，载寝之地。床者，阳之资始处也，床下地也。巽为长女，下人而顺乎人之象”（《六十四卦经解》）。“上下”说流布最广，但略有些武断，“阴阳”说则比较牵强。
先秦时期，床并不是专门的卧具，更多时间是作为坐具使用的。王观国《学林》中提到：“古人称床、榻，非特卧具也，多是坐物……陈蕃为豫章太守，徐孺子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沈休文诗曰‘宾至下尘榻’。”据此，床为接待宾客的重要坐具，并不一定放在卧室之内。孙机认为从汉代起，床就是放在堂上的重要家具，且这种布局一直延续到唐代（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其实先秦时期，床与堂的联系更加紧密，先秦时人甚至以“床”直接指代“堂”。
如《豳风·七月》云：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唐风·蟋蟀》又云：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岁聿其莫”指一年将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史记·历书》），对周人来说，十月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所谓蟋蟀在堂正是蟋蟀入我床下之时，正当十月。那么床在堂上，并用以指代堂，表示具体方位，在《诗经》中能找到有力的本证了。
周人的宫室有前堂，有后室。堂的作用有很多，可举行祭祀，如《周颂·丝衣》载：“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可举行宴会，“宗子燕族人于堂”（《尚书大传》）；可进行聘娶事宜，“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齐风·著》）；也是举办丧事的重要场所，“小敛……彻帷，男女奉尸夷于堂”（《礼记·丧大记》）；亦是男主人工作的地方，“反哭升堂，反诸其所作也”（《礼记·檀弓》），总之是进行公事活动的区域。“载寝之床”即“载寝之堂”，即男子出生后让他睡在较为公开的前堂上。
室在堂后，是家庭中较为隐秘的场所。女性有私室，家族公事活动结束后则“主妇入于室，反诸其所养也”（《礼记·檀弓》）。因此“床”与“地”二句在强调男女的内外之别，而非“上下”或“阴阳”之别，这与诗篇中男孩出生则“载衣之裳”，女孩则“载衣之裼（寝衣）”亦相应和。
周人重视男女内外之别，男子主外事，为君王服役，交战攻伐；女子主内事，负责宗族内部的生产生活。《礼记·内则》曰：“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所以生育子女后会有“载寝之床”与“载寝之地”的区别，这是为恪守“男子居外，女子居内”，并非为了尊男而卑女。《斯干》诗篇最后两章所描绘的是周人面对新生命诞生的喜悦之情，而不论男孩、女孩都对宗族延续、国家兴盛有利，都值得庆贺。
（作者：赵艺兰，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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