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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交流的足迹在中西方的文字中得以积累、沉淀、闪耀，不同种类的文字记录着中西方世界对彼此的想象与认知。2024年1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典籍里的中国》和《中国典籍里的西方》同时与读者见面。两部书以典籍为客观依据，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深刻探讨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世界识见照进中国的历史进程。
西方典籍对中国的书写，是中国形象世界认知从神秘到具体、从零散到宏观的逐步发展过程。《西方典籍里的中国》所辑录和论述的，就是历史上的西方文献典籍对中国形象和中华文明的书写和记载。这些书写，事实上是西方人认识中国、认识东方的历史。欧洲人对东方的认知，随着地理观念的变化而视野开阔、逐步深入。从最开始雾里看花的奇异想象，到走进中国、目睹中国的事实风貌，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中国知识谱系。西方文献里的中国形象，随着丝绸、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走向世界而渐渐丰满。尤其是16—18世纪，传教士来华，积极学习中国典籍，了解中华文化，将在华见闻和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呈现在欧洲读者面前，大大丰富了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储备。他们还把孔子的儒家经典翻译成欧洲文字，为儒家思想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孔子与儒家思想进入欧洲思想文化界的视野，为欧洲的思想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源。
《西方典籍里的中国》从宏观视角著录了西方的中国印象、中国想象、中国认知，概览西方典籍里遥远的东方国度如何打开了西方视野，又是如何吸引了书写者的视线，以怎样的形象被著录下来，进入西方文明，影响西方认知，影响现代文明。同时，还分别详述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制度的研究、对中国民俗的著录、对儒家思想的讨论、对东方智慧的思考、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对中国科技的运用以及对中国园林的欣赏。此外，《西方典籍里的中国》在附录部分以问题清单的形式探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兴趣所在，由此可以观照西方世界探索中国、了解中国的热情。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由林林总总的人物事件构成，它们或攸关文明演进、历史变迁，或对人类思想、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中华文化走向西方的进程、中西文化的实质性接触、多元文明正式碰撞，在珍贵的典籍资料中得以呈现。也正是因为文字的世代累积与积极传递，西方才渐渐对中国产生具象而真实的了解。
《中国典籍里的西方》以历史纵轴为脉络，从《山海经》等早期中华民族的异域想象开始，至晚清游记、史志、图录等近人笔记资料，将中国书写所蕴含的“世界识见”娓娓道来。历史上的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活动舞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逐渐扩大的，这不仅与中国本身的地理疆域、海外交通、民族交往密切相关，更与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足迹紧密关联。自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中国的典籍中对外部世界的描绘便逐渐明朗和具象起来，高僧从域外带来的宗教典籍中讲述了佛教教义，而行记、游记则记录了中国人探索世界过程中的见闻。及至明清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地理图志、编年览要，以及朝廷官员出使考察的日记、报告等，让中国人的域外想象渐渐转变为较为清晰的世界认知。伴随着外部世界知识的融入，中华文化在吸收新知识、新经验的同时，也进行了自身文化的反思，因而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得到积极推动。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努力走向世界的贤人使者，张骞、法显、玄奘、郑和，代不乏人。他们跨越万水千山、远渡重洋，足迹所到之处留下丰富的历史资料，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往。世代累积的交融互鉴，助力中华文化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多区域、多民族的文化样式，不断地交流、互动、磨合、包容。因此，从文化起源的角度出发，开放性或为中华文化的原始基因。而这样的本质，使中华文化对异域文化有着极高的包容性。
以积极的心态“走出去”，以开放的心态“引进来”，是中华文化得以保持活力的重要内因。中外典籍是文化传播与接受的见证，从来不是单向的流动和施惠。尊重多样化文明，坚持交流互鉴，光耀中国，泽被远方。因此，深入发掘典籍中的中西方文化，有助于客观描述中国与世界互动对话的历史景观，系统阐释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全面探索向世界讲述中国的路径方法。这是时代赋予当代学人的使命任务，也是作者笔耕不辍、深耕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根本动力。
（作者张金庭系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主任，曹煜晴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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