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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黄学派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之一，其开山宗主章太炎，被誉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黄侃则为章氏大弟子，并最得其师推崇，被赐名为“天王”；而范文澜在北大求学时，追踪黄侃，诵习师说，被认为颇堪传授“衣钵”。章太炎、黄侃、范文澜三代嫡传的国学大师，在20世纪初，曾前赴后继，共讲《文心》，协力“雕龙”，不仅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直接促成了现代“龙学”的诞生。
章太炎在日本东京讲授《文心雕龙》
1903年，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1906年出狱后，即东适日本，在东京主《民报》笔政，并开办“国学讲习会”，为青年讲学，受业者达数百人。在章氏1908年开始的有系统、多序列的讲学活动中，就有《文心雕龙》的专门讲授。钱玄同1909年3月和4月日记，记载了章氏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大致情况，并说明讲授地点就在《民报》社章氏寓所，黄侃也曾参与听讲。进入21世纪，又发现尘埋于上海图书馆的章门弟子记录章氏讲授《文心雕龙》稿本两种，其中还附有一张教学进度表，注明讲授的次第、篇目和日期，每周一次，五周而毕其事。
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拉开了现代“龙学”的序幕，意义非凡。首先，章氏旅日期间，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致力于传统学术的现代改造。所办“国学讲习会”，亦发布《章程》，将科目分为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这与早期北大文科的体制和科目颇相近，已具有现代学制的特点。其次，章氏选择讲授《文心雕龙》，也有因应时代需求的因素。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逐渐频繁，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国内学界客观精神大行，科学主义日盛，成体系的要求开始抬头。于是，《文心雕龙》特受青睐，成为传统与现代联结的桥梁。因为人们发现这部书具有客观理性精神，重标准模式，有规模体系，即使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标准来衡量也毫不逊色。这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就是章太炎。再次，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的具体内容，亦颇有契合时代潮流和现代精神之处。如认为“《宗经》一篇，殆彦和救弊之言欤”，强调文学要关注时代，发挥针砭现实的作用。而解释《辨骚》“楚人之多才乎”，则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一样，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入手，颇显时代风尚。至于讲解《诸子》时所言，“《论语》《孝经》，亦子书之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则洋溢着对传统经学的反叛意识，深契现代精神。
清儒不喜聚徒讲学，章氏在日本的讲学活动，无疑具有开风气的意义。而其所讲《文心雕龙》，虽然尚有可待完善、提升之处，但毕竟促进了传统“龙学”的现代转换，使现代“龙学”雏形初现。
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
1914年，黄侃受聘担任北大教授，并在校讲授《文心雕龙》，名声大震，以致他在课堂吟诵的声音，被学生称为“黄调”并模仿，晚上响彻校园。听他讲《文心雕龙》的学生，除了国文系的，还有哲学系的；除了文科的，还有法科的；甚至还有只在家看其讲义，而成为私淑弟子，最终走上治学之路的。黄侃在北大执教时间一共五年，若以讲授《文心雕龙》为线索，以北大文科课程体系改革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1914—1916年）主要在“词章学”课堂上，以《文心雕龙》为诠释文本，主讲《神思》以下创作论部分，并编撰二十余篇《文心雕龙札记》作为授课讲义；后期（1917—1919年）主要在“中国文学概论”课堂上，主讲“文之枢纽”的总论部分，同样撰写了相关篇目的《札记》作为讲义。
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既继承了太炎师的某些传统，又有明显的发展提升。继承方面，黄侃明显效法太炎师讲解文本时采用的总评、解句加简单校注的方法，编写其授课讲义《札记》，且保持其师校注简洁，不做烦琐考证的风格。发展方面，首先针对其师的泛文学观，提出“文辞封略，本可弛张”的观点，即推而广之，则文无所不包，不限于文饰、句读与否；缩小而言，有句读者皆为文，不论文饰与否；至于文章，则尚韵语偶词、修饰润色、敷文摛采，故阮元所言，“良有不可废者”。这就将其师的泛文学观和阮元的纯文学观综合起来，宏通圆润，可以解释各种层次的“文”。不过，在黄侃看来，《文心雕龙》所论，重在有韵文饰之文，所谓“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这正符合了20世纪初文学独立和专门化的潮流。
与此观点相一致，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的重点，也放在下篇“剖情析采”的创作论部分。他认为《文心雕龙》下篇特别重要，而且必须详加疏解，才能领悟其中的精妙奥义；其“手自编校”的《札记》，也只收录《神思》以下创作论二十篇。作为当时的听课者，范文澜在其《文心雕龙讲疏·自序》中说：“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后期在“中国文学概论”的课目下，黄侃又主要讲授了《文心雕龙》上篇“文之枢纽”的总论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概论”是北大文科课程体系改革时，从日本引入的西洋化的课程名目，当时的文学门还是首次开设这门新课。黄侃尝试在一门新潮的“舶来”课程中，讲授传统诗文评的经典之作，致力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和共通处，并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为现代“龙学”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范文澜在天津北京讲授《文心雕龙》
1922年，范文澜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受其师黄侃的影响，范文澜在南开开设的课程“文论名著”中，主要讲授《文心雕龙》，课本为其所著《文心雕龙讲疏》。《讲疏》是范文澜第一部学术著作，其中充满了黄侃《札记》的痕迹，两者之间的继承性一目了然。该书不仅体例上以“黄札”为准，内容上也“于黄氏之说，唯恐或遗”。他对“黄札”的大量引用，一方面说明其“龙学”研究渊源有自，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老师的充分尊重。除了继承性，《讲疏》对《札记》的发展也有目共睹。范文澜明确说：“《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文心雕龙讲疏·自序》）他要在传承师说的基础上，补足“黄札”缺略的另一半内容，并在文体上将“札记”推进为“讲疏”。“五四”前后，学者常以“讲疏”的形式，阐释古代学术经典的微言大义，以满足时代的需要，这是古典新义背景下的一个潮流。范氏在书中常常联系现实，既放眼世界又关注当下，使这部古典讲疏之作，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1927年底，范文澜回到母校北大任教，并在辅仁大学等校兼课。在北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课上，他接续讲授《文心雕龙》。在北京诸高校讲授《文心雕龙》的同时，范文澜也开始在《讲疏》的基础上，为《文心雕龙》另作新注。1929—1931年，文化学社出版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在文化学社本出版之后，范氏又对其进行修订，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新的《文心雕龙注》，这也是他本人修订的最后定本。从此“范注”与“黄札”各自独立，花开两朵，成为两部既相关更有别的现代“龙学”经典。
20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与清代的学术研究有着基本的不同，那就是在利用新材料、新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就新材料而言，“范注”充分利用了当时刚出现的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宋本《太平御览》和铃木虎雄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等新材料，为其《文心雕龙》校注增色颇多。就新方法来说，“范注”在借鉴“黄札”三结合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以注为论”的新方法。凭借新材料和新方法，“范注”又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首倡《文心雕龙》主导思想是儒学古文经派，最先提出《文心雕龙》写作方法受到释书的影响等。而对《文心雕龙》全书结构体系的揭示，则是“范注”又一重大贡献。
章、黄、范合力开创现代“龙学”
学界通常认为，黄侃将《文心雕龙》搬上北大课堂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志。这种看法并不错，但完整、严格地说，20世纪初，现代“龙学”的诞生，是由章太炎发其端，黄侃扬其波，范文澜殿其后的结果，或者说是章黄学派一脉相承的三代学人（章、黄、范）前后配合、鼎力相助的结果。不过，从现代“龙学”诞生的过程来看，章太炎、黄侃和范文澜三个角色的作用和特色又各不相同。
作为开山宗师，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开”——开疆辟土，创立门户。他凭借深厚的国学根底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认识到《文心雕龙》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巨大价值，可以借此开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故而披挂上阵，登坛开讲。然而，从现存的记录稿本来看，则多为发凡起例，始立规摹，以待后人填采。
黄侃犹如一员征战沙场、冲锋陷阵的大将，重在“破”，即致力突破古典“龙学”的旧范式和集大成者——清代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并与当时执掌北大教坛的桐城派“阐道翼教”思想相抗衡。故而他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不重校注而以篇章题旨的意蕴阐释为主，思想上标举刘勰的自然观，内容上突出《文心》的创作论，且“札记”随写随发，并不在意篇目的完整和体例的规范。
真正成为《文心雕龙》校注新范式的是“范注”，因为范文澜重在“立”，以“黄注”为底本而补苴超越之，取“黄札”之长处又丰富发展之，在前贤与新锐的基础上“参古定法”，在时代与现实的感召下“望今制奇”，从而确立了《文心雕龙》研究的新范式。首先，“范注”开创了新式校注体例，采用全录原文，以数系注，校注并施的方式。其次，“范注”将乾嘉实证学风与“五四”科学精神相对接，综合利用前人及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不仅著成考订详赡的注本，而且使其注本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故远超“黄注”。
（作者：李平，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