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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史（外交史）研究是现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萌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所发展，在当今时代成长为蔚为大观的研究分支领域，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研究）也多有交叉和对话。国际关系史主要研究时段聚焦在近现代，尤其是20世纪。从国别角度而言，研究二战及之前的国际关系史，国内外学界关注欧洲国家和日本较多；研究二战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史，焦点是美国。
国际关系史研究有两大主导的视角和方法。一个是安全视角，在此种观照下，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主要探究地缘政治、结盟、威慑、战争、缔结条约等内容。具体而言，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战后秩序的构建，美苏冷战和核威慑，阵营对抗的同盟体系，世界霸权的转移，以及国际联盟、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是这种视角观照下的主要探讨对象。
另一个是经济视角，核心的思路是探讨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主要探讨西方大国对资源、市场、交通要道的争夺，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对外经济援助等内容。具体而言，围绕土地和石油资源的殖民战争和争霸战（如列强瓜分非洲、西方大国争夺中东的历史），围绕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交通要道的国际冲突与危机，世界经济体系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马歇尔计划、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运作等经济外交现象，是学者们频繁探讨的话题。
以上两大主导性视角多采用现实主义思路，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资源，都把政府决策者看作是理性计算的行为体，服从于国家安全和物质利益的需要，从而做出合理的外交选择。这两种解释视角都曾风行一时，至今仍然影响巨大。但是在近三十年，一种新的思路——文化视角和方法应运而生。
就社会因素而言，首先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的方式，让人们前所未有地注意到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史中的力量；其次是“九·一一事件”背后“文明冲突”的原因，以及伊拉克、阿富汗战争造成美国全球声誉的下降，使得学术界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最后，新世纪以来美国面临愈演愈烈的社会撕裂，国际学术界自然关注国际关系当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就学术界而言，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价值观和思想等文化因素对一国的安全和经济诉求有很大的反作用。顺着这种思路，可以看到国家和民族共同体也是一种精神状态，那么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也是各种版本的价值观的往还交互过程。
受以上双重因素的影响，文化视角和方法开始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国际关系史的“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种进路。
第一，文化作为研究方法。即用文化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或者现象，身份认同、文化观念、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这三种研究路数运用得最多。
学者在身份认同和对外决策之间搭建起稳定的因果关系，比如冷战时期美国自以为是的“世界领袖”身份意识对其大规模干涉越南统一的政策行动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对越南统一进程和越南社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破坏；再比如日本的“亚洲主义”观念，即所谓日本是亚洲“盟主”的心态、画地为牢的“亚洲版门罗主义观念”，对其侵略和殖民奴役亚洲的政策行动影响极大，这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学者们也注意到文化观念诸如性别、宗教、种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比如17世纪英国与西班牙的争霸斗争，也是英国国教与西班牙信奉和支持的天主教的争夺，两方争夺基督教世界的正统地位是这场帝国主义争霸战的重要因素。
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知识根源最近也经常被学界涉及，比如有学者注意到现代社会科学主要知识流派——“现代化理论”（社会转型的研究），被美国外交官运用到第三世界国家，他们亲身在越南、拉美等国家推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外交”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干涉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并且打断了这些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也对其社会造成了破坏。现代化这种宏大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实际上是源自美国19世纪的扩张和帝国主义思想——“天定命运”（Manifested Destiny）即认为本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具有“普世性”、本国具有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力量，这种思维方式被美国精英所承袭、延续，成为美国的冷战世界观和国家意识形态。
文化方法的学理根基是人类学、文化研究，底色是建构主义的思路，把国际关系看作是一个个文化体和一套套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
第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国际关系史当中的文化现象，可以分为政府的文化外交和民间文化产品的流动两大部分，学者们着力观察研究文化作为“产品”和“媒介”如何在国际关系中流动。政府的文化外交包括各国政府主办国际广播电台、报刊杂志、各种图书传播项目等在内的政府对外宣传活动；包括各种文化展览、艺术品交流、教育交流项目等在内的对外文化输出。
近年来，学界也开始极大地关注民间文化产品在国际社会的流动，尤其是大众消费产品，有学者关注二战时期可口可乐随着美军的全球流动，二战和冷战时期好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输出，也有学者把战后日本动漫作为外交软实力的经典案例进行考察。
简言之，在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中，文化是安全和经济因素的补充性视角，它更加重视思想观念的作用，注重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文化方法往往强调一国的国内文化对其外交的影响，强调的是事物的“内因”，这也有利于校正跨国史研究的一些弊端，后者更多把外交决策作为对对方行为的反应，寻求在互动中解释历史，过分强调“外因”对事物的影响。
（作者：翟韬，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冷战视野下的美国与香港、台湾关系[1949—1979]”〔20BSS06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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