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早期戏曲在民间的如火如荼不同,戏曲理论甚为沉寂。这一局势的扭转,是明清时期开始的。明清两朝,可谓进入了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总结并驾齐驱的阶段。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不仅缘于彼时戏曲“身份”的认可和地位的确立,以及中国戏曲发展的又一次高潮,更缘于理论成果的助力,这是金元杂剧所不具有的。
与西方纯粹抽象和注重逻辑的表达方式不同,中国理论尤其是文论,有其独特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它更重视感悟式的评点弁题,因此,序跋成为文论的重要形态。中国戏曲的序跋,极为发达。序跋内容比一般文论更生动,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三大形态”之一。
这些年来,关注和投入戏曲序跋辑录整理和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甚至形成了戏曲界的学术热点。而在诸多戏曲理论文献的整理中,郭英德、李志远梳理的《明清戏曲序跋纂笺》,值得学界关注。该纂笺在《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等辑录基础上,查阅各地戏曲文献及众多别集、总集、笔记、方志、目录,整理出版明清戏曲序跋文献4300多条。数量的大增,与整理人十余年来的坚持付出分不开,也与近年各类大型戏曲文献整理的编纂展开与出版分不开。
其实,相较于“量”的积累和扩张,笔者更看重其“质”,即纂笺序跋文献所具有的可信度和文献价值。这也是整理人特别强调的原则之一:要信实可靠。此前这一文献整理工作有人做,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遗憾也较为明显,如出现不少讹误,未注明收录所依据的版本。这对于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忌讳。而该纂笺,强调了其整理的序跋文献所依据的版本,并且“尽量采用较早的或较好的版本,对每条序跋资料都一一注明版本依据,以备研究者查考”。不独如此,纂笺者还注重不同版本文献之间的差异,进行校笺,客观示人,以供研究。这样的整理,极为可信,可成为理论研究的基础文献。
和纂笺者个人多年从事研究有关,该整理能够设身处地为研究者着想,构思如何合理编排全书,既考虑读者使用方便,又充分发挥文献的效用。这体现在整个目录编排以文献名称排列,分为戏曲剧本、戏曲选集、曲话曲目、曲谱曲韵,附录诸宫调与散曲集,作为主体部分的戏曲剧本又分为宋元戏文、金元杂剧、明清杂剧传奇、地方戏四类。其中,明清杂剧传奇数量庞大,又划分为明洪武至隆庆、明万历至天启、明崇祯至清顺治、清康熙、清雍正乾隆、清嘉庆道光、清咸丰至宣统等阶段,而剧本排列又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全书体例线索明晰。与此同时,文献中所涉及的作者信息全备,既对生平著述详加笺证说明,又注明了传记资料来源,包括戏曲文献现存版本等。这些工作,可见纂笺者的细致和功夫,亦可见这些年来中国戏曲史、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的进步。
该纂笺后附两个索引:《本书戏曲文献名目索引》《本书所收序跋作者人名字号综合索引》。虽为“附录”,但这一工作不仅费时费力,且更需整理者从读者视角出发进行考量。没有这两个“附录”,丝毫不影响该纂笺戏曲序跋整理的体量和价值。但因为有了这两个“附录”,纂笺者尽善尽美、“学术公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昭然若揭”。
20世纪文学史和文化史的重要进步,在于对戏曲和小说的接纳、认可,使其走向“一代之文学”。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人们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大“雅”的艺术,而更民间化、世俗化,并在近代化过程中演化为社会新的思想观念和审美价值。戏曲的演出和内容,逐步成为一种全社会公共的道德诉求和审美娱乐。人情世故、人生百态,都在剧场中悉数上演。剧场就是社会的万花筒,演出所引发的共鸣,使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的人能达成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
如果说宋代戏曲还局限于在民间流传,那么进入明清,戏曲的广泛性和受众面可谓空前,成为当时最具公共性、参与性和影响力的文化行为。戏曲历史、戏曲理论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艺术面向的,也在于它是社会学、文化学和精神思想史等多个面向的。古典戏曲序跋和戏曲理论著作、戏曲评点,可以使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视角,剖析、探索更为多元丰富、陆离斑斓的明清社会及其历史镜像。
(作者:刘祯,曾任梅兰芳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