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岳诗中的“四六之法”

  有宋一代，四六骈体的功能已经收缩为公牍文书，除了制诰一类拟代王言的文体，其地位远远不及渊源有自的诗和赋。故而王铚在《四六话》中称四六为“诗赋之苗裔”，显然是将四六看作了沿袭诗赋作法的产物。但就写作实态来看，也有宋诗获得宋四六“反哺”的情况。钱锺书先生就认为，晚宋人方岳的诗中有移用四六之法的痕迹：

  巨山写景言情，心眼犹人，唯以组织故事成语见长，略近后村而逊其圆润，盖移作四六法作诗者。好使语助，亦缘是也。……至其合作，巧不伤格，调峭折而句脆利，亦自俊爽可喜。（《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二百五十二则）

  方岳，字巨山，号秋崖，在宋宁宗、理宗二朝以诗及四六闻名。他的同乡洪焱祖为他作传，称其诗“不用古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四库馆臣认为这一评价“兼尽其得失”。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并未批评方岳的诗风，只说他“本来从江西派入手，后来很受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且“有把典故成语组织为新巧对偶的习惯”。而手稿中的这条札记褒贬相参，更指明了方岳诗“组织故事成语”的积习来自四六骈俪。

  惹人玩味的是，钱先生素将“向人集中作贼”视作宋诗留给我们的“大教训”，在品骘王安石、苏轼之诗时，也屡次批评他们“铺排古典成语”的积习，却从未将他们的诗作与四六之法联系在一起过。诚然，这些批评大多夹藏着明贬暗褒的弦外之音，但毋庸置疑，钱先生与古人一样，是将“资书以为诗”“以才学为诗”看作宋诗的整体性特征的。既然如此，为何独独方岳诗的“组织故事成语”被冠上了移用“四六法”的名头呢？

  虽然手稿中没有具体解释方岳“移作四六法作诗”的内涵，但巧合的是，方岳的诗与四六中，恰好留存了使用同样典故成语的例证，这就足以帮我们参破钱锺书手稿中“四六法”的指向。方岳《宿多景楼奉简吴总侍》诗中有“嘅其叹矣山吞吐，何以酬之酒拍浮”一联，上联“嘅其叹矣”摘取了《诗经·王风·中谷有蓷》中的成句；下联用以作对的“何以酬之”，应当是化用了张衡《四愁诗》中“何以报之青玉案”的前半句。这一联中的两个四字句都截取自前人成句，又以语助对语助，工稳妥帖，有如天然。而在方岳的启文中，也有两例使用“嘅其叹矣”成句，一则是《贺吴总侍启》中的“吴如大夫者几人，嘅其叹矣；楚与足下有旧故，维日望之”，另一则是《回蒋斋长启》中的“优而柔之，当如江海之浸；嘅其叹矣，初无山岳之高”。这两联虽然没有使用“何以酬之”作为对句，但“维日望之”和“优而柔之”两句也都或化用或截取了经典中的成句，其中的技巧可谓如出一辙。

  像这样采取、化用经史中完整的成句，并重新连缀为偶对的作法，在宋四六当中广泛存在，甚至可以说是宋四六，特别是南宋四六代表性的技法特征。宋代的四六批评家一般将这种技巧称作“用全句”或者“用全文”，如谢伋在《四六谈麈》中就说：“四六施于制诏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指的就是这种精细的偶对方法。徽宗朝以后的四六家对这种技法相当痴迷，甚至大有仅用成句便可纂组成篇的架势。如前揭方岳《贺吴总侍启》一联中，不仅隔句对中的两个短句来自前代经典，就连“吴如大夫者几人”和“楚与足下有旧故”这样的长句，也熔化自史传。由于成句出自的经典多为散体，故而句中常有之乎者也一类的语助。在总结方岳移用四六法作诗时，钱先生“好使语助，亦缘是也”应是针对这种现象。

  当然，在诗歌体式的限制下，四六中的全文长句对法很难施展，不过，若将四字成句用入诗中，就能在一句之中构成上四下三的节奏，前后两句再构成对偶，就会十分接近宋四六常用的隔句对。这样的句式在方岳的诗中特别常见，如“老夫耄矣耕方熟，小子识之攻益坚”（《石孙试童子郡广文赠之诗代赓为谢》其二）一联中的“老夫耄矣”对“小子识之”，用来对仗的是《左传》中石碏的感慨和《礼记》里孔子的教训；“只恁么休身是客，知何以故鬓成丝”（《春日杂兴》其五）更是拿禅师机锋对上了佛经正典。

  方岳这些诗和四六中的成句大多出自儒家经典、常见的史传子书，以及脍炙人口的前贤名篇，好像生怕读者看不出他在诗中巧妙地安插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句子。而通常宋诗用典，则是要把诗作成“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要让人想不到典故的出处才算高妙。而且，宋人“资书以为诗”的主流，还是使用有故实出典的“词汇”，像方岳这样整句照搬的作法并不突出。至于王安石擅长的集句体，由于采用的多是诗歌中的成句，也不会产生方岳诗中使用经史成句的异质之感。因而，钱先生只在批评方岳诗时，指认他“把典故成语组织为新巧对偶”的习惯来自于四六。

  钱锺书手稿中的内证也可以帮助我们敲定“四六法”的含义。如《容安馆札记》第七三三则论王维骈文，说他“每以成语作对，已启宋四六”（卷三第1958页），而举出的例证都是“天何言哉，圣与仁岂敢；子曰赐也，吾与汝勿如”（《六祖能禅师碑铭》）这样使用成句全文为偶对的句子；第七三七则称陆贽骈文“既异唐人骈文，亦非宋人四六”的原因，也在于他“不事组织典故成语”（卷三第1994页）。可见，使用全文成句作对的技法，在钱先生的看来，是同宋四六的风格密不可分的。那么，认为钱锺书手稿中方岳“移作四六法作诗”指的也是这种借用全文成句的对法，也就十分自然了。

  移用四六法入诗是方岳的擅场，却不是他的专利。宋代也有其他诗人会在诗中掺杂四六的风调，只是不如方岳这样热衷。比如两宋之际的朱翌也有不少“何以赠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罍”（《东津送方务德》）、“则知有我聊示病，旁若无人正浩歌”（《次韵江子我病起》）一类的诗句，前者用张衡《四愁诗》对《诗经·卷耳》，后者用《后汉书·韩康伯传》对《史记·刺客列传》，两联都只点窜一字。他的四六也恰恰以使用全语为人称道，王明清在《挥麈后录》卷八中记录了朱翌写作的两联乐语，一曰“寒食止数日间，才晴又雨；牡丹盖十数种，欲拆又芳”，是用颜真卿《寒食帖》对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一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拚画堂一枕春酲”，则是用柳永词句自相偶对。朱翌的文章存世不多，找不到方岳一样诗歌和四六共用一典的例证，但生活的年代和四六用成语风潮兴起的时代相符，屡次使用全句对，或许和当时风气不无关联。

  刘克庄与方岳同时而诗名更显，四库馆臣认为二人的骈体可相伯仲（《文渊阁四库全书·秋崖集提要》）。刘克庄也同样爱用组织成语为偶对的四六之法，像“陋矣射钩而中者，壮哉鸣鼓以攻之”（《自和二首》其一）、“放子一头嗟我老，避君三舍与之平”（《题蔡烓主簿诗卷》其二）一般的句子，在后村集中绝不罕见。但刘克庄存诗极富，翻弄文字的纤细技巧更是五花八门，因而“移作四六法作诗”的特点不像在《秋崖集》中那样凸显。在《容安馆札记》中，钱先生还将朱翌、刘克庄、方岳三人的诗歌作了一番比较，指出了三人在组织成语时趣尚的异同：

  新仲颇用坡法，而加以悍辣，能以峭崛之笔驱使成语，化熟为生，尽浑帖排奡之妙。《后村诗话》极称其对偶之工，盖祈向所在也。然后村为之，便落甜滑，乏警拔之致。后来惟方秋（岳）〔崖〕颇相似耳。（《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七十四则）

  今人讨论宋诗，往往绕不开“以文为诗”的话头，而宋四六长期屈居于“古文运动”的阴影之下，其与诗、赋等文体间的紧密关系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宋诗与宋四六转相借镜，在意象、典实、句法上相互浸润的诸种表征，仍有待于更为透辟详尽的判明。

  （作者：陶熠，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