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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42年（天宝元年），已经四十二岁的李白忽然得到入京诏书，于是立刻回去与家人告别，并写下七言古诗《南陵别儿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求用心切、受宠忘形的神态跃然纸上，踌躇满志表现得淋漓尽致。过了将近一千三百年，我们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毫不掩饰的兴奋扑面而来。
后人誉李白为“诗仙”，但他最大的抱负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李白“五岁诵六甲”；十五岁已有诗赋多首，并开始社会干谒，好剑术，喜任侠；十八岁隐居读书；二十四岁开始远游，次年出蜀，“仗剑去国”；二十七岁迎娶官宦女儿；二十九岁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遭谗谤，上书自白，终为所拒；三十岁往长安，谒宰相及其他王公大臣，均无果；三十三岁开山田，耕读度日；三十四岁献唐玄宗《明堂赋》，次年献《大猎赋》，以博赏识，又结识卫尉，进而向公主献诗，一步步接近权力上层。在长安紫极宫，他遇见贺知章，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诗本，其诗的瑰丽潇洒令贺知章惊为“谪仙人”。
由于公主和高官的赏识，李白被召进宫，玄宗降辇步迎，即令供奉翰林，陪侍左右。初春，玄宗行乐宫中，李白奉诏作《宫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每有宴饮郊游，必命李白赋诗以纪盛况，流传后世。
玄宗的宠信，让同僚不胜艳羡。李白自己却日渐厌倦，纵酒以自昏秽，以至“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他醉中起草诏书，伸脚让太监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后玄宗赐金放还”，亦即变相撵出长安。
在《玉壶吟》中，李白很直白地总结了这段宫廷生活：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
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
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又有《蜀道难》，变幻奇谲，仙而不鬼，倏起倏落，忽虚忽实，烟水杳渺，可谓绝世奇文。它表面写蜀道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屡逢踬碍，怀才不遇。
原以为能像管仲、张良、诸葛亮们一样干一番事业，却发现那不过是幻影；原以为能“平交王侯”，然而王侯们并没把他当一回事。“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冯谖之鉴就在前面。他最终落了个“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失望，“行路难，归去来”的哀叹，“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惆怅，“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无奈。
出京，李白重新踏上了云游的漫漫旅途，在江淮一带盘桓。精神极度苦闷，一再去友人的山居为客，登高饮宴，借酒放歌，发泄胸中郁积。既然“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那就“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时间像从天而降的黄河，疾逝不回。高堂上，明镜里，早上还是一头青丝，傍晚就白如霜雪。《将进酒》，篇幅不长，却五音繁会，笔酣墨饱，情极悲愤而作狂放，语极豪纵而又沉着，气势与力量震烁古今。
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除了感慨“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只能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尽管后人评这首《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如天马行空，神龙出海”，音调激越高昂，情感起伏涨落，如江河汹涌瞬息万变，波澜迭起，与艺术结构的腾挪起伏完美结合，达到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云云，但诗人的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情状是无法掩盖的。当年直陈其事的赋体《南陵别儿童入京》兼采比兴，夹叙夹议，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在纵恣跌宕的笔调中，洋溢着实现抱负的极度喜悦和积极进取的奔放豪迈，可如今，这样的影子一点也见不到，更别说“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了。
命运只给了他写诗的才华，却没有给他从政的机会。
年近耳顺，李白竟至于走到了流放路上，好在不久就遇大赦。九死一生的老人，写下《早发白帝城》，表达捡回一条老命的激动。
此后，李白与仕途绝缘，重新沦为蓬蒿人。从被赦到离世，几年间，颠沛流离于宣城、金陵。
李白看不起蓬蒿人，蓬蒿人却没有看不起他。乡野豪士汪伦修书邀请落魄的李白去他家乡，“诡云”那里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去了，才知道“桃花”是桃花潭，并无桃花，“万”是一家店主的姓。但汪伦“款留数日，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而亲送之”的盛情让他深为感动，他挥毫写下《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也是流传最广的李诗之一。
桃花潭在青弋江边一个普通的皖南乡镇。我去的那个傍晚，街上行人杳然。
晚年的李白几经磨难，潦倒几近乞丐。他自己在诗里说“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说白了就是靠人周济过日子。
六十一岁，穷途末路的李白从金陵来到当涂，投奔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有过一些快乐的日子，常与李阳冰豪饮纵谈，“大笑喧雷霆”。不过，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白发如霜草”，只能是“扪心空叹息”。到当涂的第二年十一月，他因“腐胁疾”病入膏肓，最终怀着满腔的悲怆饮恨而死。
当涂临江有名胜“李白捞月处”，称他是“醉酒后想去水中捞月而溺亡”，令人苦笑。转而又想，也许李白的死就该是跟他的诗一样，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吧。
五十五年后，宣歙观察使范传正从父亲的诗文中发现自家与李家有“通家之旧”，于是寻访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从她们那里得知“先祖志在青山……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范传正“闻之悯然”，随后请人“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阳”，并亲自为新墓碑撰写了序文。
我很为这篇碑文所触动。它不仅清楚地记叙了李白子孙两代的生活情状，更重要的是刻画了他们的精神面貌。李白两个孙女的父亲伯禽早已“不禄而卒”，哥哥出走，“不知所在”。她们自己则“俪于农夫，救死而已”，成了农妇。虽然“衣服村落，形容朴野”，却“进退闲雅，庆对详谛，且祖德如在”。范传正劝她们“改适于士族”，就是改嫁读书做官的人，她们的回答是：“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
这使范传正大为感动：“余亦嘉之，不夺其志。”而我从中看到乃祖李白的另一种遗产——骨子里的高贵与骄傲：“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李白渴望“扶摇直上九万里”，但命运戏弄了他，就像他戏弄那些权贵。巨大的自我期许和同样巨大的冷酷遭遇形成反差，终至客死异乡，埋骨草野，构成了李白一生最大的悲剧。对李白强烈的功名欲，后人不乏诟病：他为求引荐说过肉麻的话，受到朝廷召见就得意忘形，以退为进择机而动故作隐士状，等等。但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李白的喜和悲，得意和失意，基于的是中国士子传统的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而不是禄蠹之辈对权力的迷恋。
超拔于世的傲岸，使李白在失望的煎熬中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诗人，而不是像庸人那样堕落为一个蝇营狗苟的宵小。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这首《临终歌》纵使是不为世所用的临终绝唱，也像盛年时的高歌，大气磅礴。
李白绝对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文学才华并不等于政治才能。我只看到了李白的诗才，其行政才干如何，因为没有做过专门研究，我无可置喙。据说他宣读并回复过一封外交文书，让满朝衮衮诸公羞愧。但这样的工作，今天一个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就能完成。安史之乱后，本来好好的与夫人在庐山“巢云松”、观瀑布，他却跑去做李璘的幕僚，给自己招来流放之祸。凭这一点，就可见他的政治见识。即便他果真像自诩的那样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对于漫长的文化史来说，多一个管晏那样的能吏，还是多一个李白这样的诗人，孰轻孰重，还真难说。古来诗人善治，能吏善诗，不乏其人，但把诗写到李白的水平，可以断言，一个也没有。
李白的一生，不离酒与月。“白也诗无敌”，多有酒与月。诗酒月与李白，是标配。中间倘夹进一只公文包，便是李商隐在《义山杂纂》中说的“花间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却垂杨，花下晒裩，游春重载，石笋系马，月下把火，妓筵说俗事，果园种菜，背山起楼，花架下养鸡鸭”，宋朝的《西清诗话》润饰为“清泉濯足，花下晒裩，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一句话：杀风景。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醉酒写诗，就是李白人生的巅峰，也是中国文学的巅峰。诗酒月因李白而高贵，李白因诗酒月而被奉为“仙”。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这个“饮者”，自然是才气冲天、诗写得超一流的饮者，不是有酒必喝、喝酒必醉、醉酒必烂、除了贪酒什么本事也没有的酒徒。至于“寂寞”，寂寞的又岂止是“圣贤”？多少帝王将相连同他们当时的不可一世早已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荒野乱草下，被世人忘得一干二净。而李白，始终像郁郁苍苍的参天大树，直指中国文学的千古云天。
李白的伟大，在于他的语言天才，在于他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于他的诗在他身后再也无人超越。这和他是不是王族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是不是进了朝堂做了翰林供奉，没有一毛钱关系。有酒，有月，就有诗，有诗就有李白。即便一直就是蓬蒿人，只要与诗酒月同在，李白就注定是中国文化一个显著的符号。
（作者：陈世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