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故乡

  【文学里念故乡】 

  我在中篇小说《漫水》和长篇小说《家山》里都写到一个叫蛤蟆潭的河边深潭，都写到深潭边上有座鹿鸣山，山顶有一所学校。这是真实的故乡景致和事物。《家山》里把湖南溆水虚构成万溪江，鹿鸣山是虚构的齐天界脚下的小山岭。乡民的传说中，溆水河边深不见底的蛤蟆潭是通往东海龙宫的。我在《漫水》里写道：“很久以前，东岸有个姑娘，很孝顺，很漂亮。有一天，姑娘蹲在蛤蟆潭边的青石板上洗衣服，青石板突然变成乌龟，驮着姑娘沉到水里去了。姑娘被带到东海龙宫，做了千年不老的龙王娘娘。青石板原是乌龟变的，乌龟原是龙王老儿打发来的。”这个传说在我的故乡流传甚广，它折射出的是乡下人古老的宇宙观，是乡民对外面世界和超验世界的想象。

  小时候，我常同小伙伴瞒着大人，偷偷跑到溆水里游泳，只是我们把游泳喊作洗澡。我们不敢像《家山》里的劭夫、齐峰和扬卿游到蛤蟆潭去扎猛子，怕被潭底神龟带往东海龙宫。在我的少年时代，溆水河上尚未修筑防洪大堤，河滩上长满柳树，正像我在《家山》里写的样子。柳树梢上挂着干枯的茅草，那是洪水留下的印迹。我听娘讲过某年大洪水，她说刚把米放进锅里，听屋外有人高喊：涨洪水了！娘跑到屋外一看，只见洪水淹掉了河边柳林，栽了棉花和瓜果的河边沙地黄浪翻卷。娘回灶屋烧了一把火，再出门打望，见洪水已涨到祠堂坪前，祠堂大门淹得只剩尺把高了。我在《家山》里写的大洪水场景，就是依照娘的讲述写的。

  《家山》里沙湾的地理环境、村落形势、四季物候、社会结构、伦理体系和历史文化气脉等，都是依着我的真实村庄漫水虚构的。村子南高北低，高处叫学堂坳上，低处叫下头院子。漫水村在20世纪70年代才在学堂坳上修了小学，但那个地方从来就叫学堂坳上，似乎有些神秘。我早几年询问老父亲，才知道这个很久远的地名原是讹传。此地原为溆水东岸贺家所有，原本叫“贺焘坳”，当地方言音似“学堂坳”，传得久了，就写成“学堂坳”了。我家老宅在学堂坳上，大洪水那年娘立在自家屋外的小山包上望见祠堂被淹了。

  20世纪70年代，溆水河上修筑了防洪堤，洪水被永远挡在大堤之内，堤外的柳林被垦殖成肥沃的良田。我小时候去河边玩，远远地透过柳林就望得见河里飘过的帆船，如今要爬上防洪大堤才望得见汤汤而逝的溆水。小时候常见的帆船已无踪影，只有俗称“打鱼佬”的水鸟翘着长长的尾巴，跳飞在铺满白沙和鹅卵石的河滩上。

  我的村庄漫水，正像我在《家山》里写的那样，旧官道自北往南穿村而过，北边村边的官道上有个地名叫下马田，南边出村的官道上有个地名叫上马塬，旧时是不准在村里坐轿骑马的。我小时听奶奶讲：当年在外当军官的王禹夫骑马回乡，到了下马田就下马步行进村。王禹夫远远地看见我爷爷了，赶紧勒马站立，等我爷爷过来，他按辈分同我爷爷打了招呼，才牵着马离开。我爷爷奶奶是穷人家，他们得到这种尊重，一辈子都把这事挂在嘴边。而王禹夫礼敬村里乡亭叔侄，则是他身上自觉的修养。《家山》里抗日将领陈劭夫的原型就是王禹夫，但从原型到小说人物有巨大的虚构飞跃。

  记得有一年，娘也讲起村里这个“文官落轿，武官下马”的老规矩。说村里抬出抬进的只有嫁过来的儿媳妇，她们年轻时坐着花轿抬进村，老了躺在棺材里抬上山。娘说这话时，没有流露半点哀伤，午后的阳光照在她衰老的脸上。我在《家山》里写了好几场婚礼和葬礼，有详有略，各有侧重，但都不潦草马虎。不管是写婚礼还是写葬礼，我都会想起娘说儿媳妇抬进抬出时的样子，内心充满敬畏。红白喜事的礼俗，蕴含中国人朴实、庄严的生命哲学。溆浦方言里，儿媳妇是称作“新妇娘”的。《世说新语》有载：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可见，南北朝时已婚妇人也自称新妇。溆浦方言俚语，自有古风古韵。

  漫水田土多为溆水冲积而成，曾可三熟，或稻稻麦，或稻稻油，或稻稻绿肥。绿肥即紫云英，花开时节满田垄的紫红花。油菜花同紫云英同季，春天里沿溆水河的田垄，连绵不尽的金黄和紫红。父亲替生产大队养蜜蜂，我看见黄花紫花间飞舞的每一只蜜蜂，都感觉它是自家人。蜂群有时放在野外，有时放在我家场院。我自小不知被蜜蜂蜇过多少次，眼睛肿成细缝。拿肿成细缝的眼睛望天，感觉太阳低到头上尺把高。父亲告诉我，蜜蜂以为自己受到攻击才蜇你的。蜂蜇了你，它自己就死了。听父亲这么说，我便不记恨蜇了我的蜜蜂，回到家里也不再乱跑。慢慢地，我学会了在蜜蜂飞舞的场院里从容走动，蜜蜂也很少蜇我了。

  《家山》里写农民辛苦。福太婆感叹说：“田是累字头。”但仅仅只是累，农民并不怕。我在这部小说里写有喜踩水车，“一个人车水太费劲，力气小的踩不动水车。有喜晓得想办法，拿竹篓背半篓石头，脚力就重了。有喜每回车水，都会带上背篓”。这个细节假如不来自生活，我虚构不出来。奶奶说，我父亲尚未长成时，家里没有得力帮手，爷爷便是背着石头踩水车的。我奶奶是女红能手，织布纺纱样样在行。奶奶替人纺十二斤棉花的纱，可得一石谷的工钱。这个工价按说是划得来的，但并不是经常能接到活干。爷爷替人打禾，一天能得一升半谷子，只合一升米。这个工价是低的，但当时稻谷产量并不高，最好收成是亩产四石谷，不及现在产量一半。我自小在乡下干农活，见证了中国人提高粮食产量的不懈努力。科学家、农技人员和农民群众，都为增产增收作过巨大贡献。记得20世纪70年代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每个字都做得非常认真。插秧是很辛苦的农活，要做到合理密植就更辛苦。有种叫“划行器”的农具，如今在农具博物馆都很难见到了。那时候，犁过的水田耙得平平整整，再用划行器划出小方格子，水田便像巨大的围棋盘子。农民插秧就像围棋落子，插上去的秧苗前后左右横平竖直。据说，这样插下去的秧苗能更好接受阳光。

  记得有年早春，太阳把平整过的水田照得金光闪闪，一台插秧机开到了田间。大家都很兴奋，围着插秧机讲笑话。

  “有了插秧机，农民弯了几千年的腰，终于可以直起来了。”

  “你莫想偷懒，秧还得你自己弯腰去扯！”

  “莫急莫急，扯秧机哪天也会发明出来的！”

  插秧机下田插秧，却没有大家盼望的那么好，得有人背着秧篓跟在后面补蔸。机械还老出故障，一修就是老半天。农事耽搁不起，大家一声喊又下田插秧去。那几年，先后来到队上的插秧机有好几款，有大型的，有中型的，有小型的，最后都没能留下来。

  大家最满意的是拖拉机耕地，比耕牛快多了。漆得红红的“铁牛55”拖拉机，驰骋在收完早稻的田野上，翻耕过来的大块大块的泥卷曲着整齐排列，看上去漂亮极了。农事紧迫时，拖拉机夜里也在耕地。晚上闲下来的农民，听着远处田野里拖拉机的突突声，觉也睡得更香。

  但是，不管农民如何辛勤劳作，当时水稻产量都很难提高。直到杂交水稻技术全面推广，稻谷产量才取得跨越性突破。农民感谢袁隆平，尊他为当代神农。

  大约十岁的时候，我看电影《渡江侦察记》，老班长同小马潜伏在芦苇荡里，举着望远镜侦察对岸。老班长问：“小马，多大了？”小马脆声回道：“十八！”我听着这两句台词十分激动，因为我内心暗藏着一个理想：十八岁的时候，我要戴着草帽开拖拉机耕地。当时，国家提出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那年，我正好十八岁。那些年，农村到处可见一张宣传画：一位女知青头戴草帽，肩搭白毛巾，欣喜地驾着拖拉机，身后是广阔的田野，田野上有燕子旋飞。

  如今，农业机械早已大为进步，并全面普及。农村不再有耕牛，源自唐代的曲辕犁成了永远的文物。插秧技术被抛秧等先进技术取代，插秧机不再是技术攻关方向。曾经先进的半自动打稻机也已淘汰，水稻收割不再那么累人。我很庆幸农家过上新日子好日子，也不会忘记农家的旧日子苦日子。

  （作者：王跃文，系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