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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人物志】
春节过后，刚从老家返京，编剧、导演张冀就开始走访养老院和医院，近距离观察那些患上“老年痴呆”的人，倾听患者家属讲述至亲至爱与自己渐行渐远的故事。张冀这次采风，是为了筹备新剧本《阿尔茨海默之家》，他希望通过一家人的视角，深入探索这个疾病给家庭带来的影响。“我不想把这个病浪漫化，我想直面它的痛苦和其中涉及的社会性问题，呈现出更为真实的阿尔茨海默病，让更多人关注到它。”张冀说。
“我们写戏，要从真实生活中汲取养分，好戏永远跟生活中那些绝妙的场景是一致的，不能从概念出发，机械化地写作。”张冀每次去一线采风，都能从生活这片沃土中捧出灵感的果实。他曾在半夜跟随基层警察追踪嫌犯；曾在电线缠绕的城中村，拉着被拐孩子父亲的手听他倾诉；还曾在凌晨两点的解放西，观察年轻人的恣意青春……
深入地观察与体验，才能获得接地气的好故事。张冀坚持从生活中汲取养分，浇灌出灵感之花。去年3月，他被授予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后，曾在采访中说：“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到生活中去，到人民中去，先扎根大地，再望向星空。”
戴着黑框眼镜，斯文白净的张冀，身上有股浓浓的书卷气，他坦言自己从小就是“文学青年”，书和电影如同阳光雨露，滋养充盈着他的精神世界。中学时，同班的男生大多喜欢刀光剑影、快意江湖的武侠小说，他却沉迷于19世纪俄国、法国的古典名著，神游于《红与黑》的贝尚松古城中。
毕业后，张冀不想回老家安安稳稳地当一个银行职员，选择留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2005年左右，张冀目睹电视剧行业的火热，转行成为一名编剧。刚入行，张冀一度无人赏识、生活困顿。三十多岁时，他去参加同学聚会，在一众成家且有房有车的同学面前，不禁感到尴尬窘迫。数年寂寞、孤独、潦倒的灰暗日子，张冀坚持着重复枯燥的写作训练，正像后来他写的台词：“掉在水里你不会淹死，待在水里你才会淹死，你只有游，不停地往前游。”
长时间徘徊于编剧行业边缘的张冀，终于在2012年因《中国合伙人》一炮而红，这给他带来了“如同核爆一般的巨变”。此后，《亲爱的》《夺冠》《一点就到家》《我和我的祖国》“相遇”篇……他的作品包揽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本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原创剧作奖等重量级奖项。
在写《中国合伙人》剧本之前，张冀曾沉迷于学习、模仿好莱坞的技巧，但他逐渐意识到，这样写故事好像“徒有一个漂亮的外壳，或者堆砌的技巧，内核却是千篇一律，食之无味的”。随着与《中国合伙人》原型人物接触，张冀认识到曾经追逐美国梦的留学精英，最后回国实现了梦想，这是“活生生”发生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从这部戏开始，张冀认识到影视本土化的重要性：好莱坞的技巧和套路只是锦上添花，而本土化的人物和故事才是打动人心的关键，才是真正让中国观众产生共鸣的关键。“我决定要到生活中去找原型，去观察，去体验，书写从脚下这片土地生长出的普通人的故事。”张冀说。
从在空中楼阁里“闭门造车”，到钻进人间烟火、体味生活百态，张冀开始走出自己的小书斋，走近各个角落、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走访他们生长的家乡，观察他们工作、生活的环境，去理解“小人物”的困境、幸福和坚忍。说起去基层采风，张冀明显兴奋起来，话也变多了，“采风跟读书不一样，这时世界对你来说是新鲜的、打开的。我的人生好像也因此延长、拓展了”。
不断地行走、翻阅大量真实资料，张冀越来越发现生活是“法无定法”的，许多细节是“编也编不出来”的。在创作《我和我的祖国》“相遇”篇时，资料中的几行字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目光：“某次事故中，一位技术员为了抢救同伴，不幸遭受了核辐射。牺牲前，基地的领导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因为研究原子弹，需要高度的保密工作，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只能一生隐姓埋名，隐于幕后，做无名英雄。”张冀不禁感叹：“这些才是‘人话’，咱们坐在电脑前，很容易就写出一些‘高大上’的台词和情节，可能反而离生活远了。”他把这个情节直接“搬”到了剧本里，拨动了许多观众的心弦。
“烟火气”常用来形容生活真实美好的一面，但张冀剧本里的“烟火气”却不止温馨祥和，责任感驱使着他，让他抗拒写套路化的“爽剧”“甜剧”。张冀认为，电影也需要分享苦难，让观众看到“边缘人物”的挣扎和困境，引起人们对这些被漠视的“小人物”的关怀。正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知道这样的电影可能票房上、讨论热度上不行，但必须要有人不计效果、不计利润地去做这件事，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张冀坚定地说。
不管是从大城市学成后，回云南创业卖咖啡的青年，还是赛场上拼搏，“流汗流血不流泪”的女排，抑或是原子弹研发背后隐姓埋名的国防科研人员……采风中，张冀对人物故事入眼入耳入心，他将自己受到的启发、抚慰、治愈，还原再创造后呈现给观众，将他们奋斗、坚韧与拼搏的真实人生，转化为一个个荧屏上平凡又伟大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王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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