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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籍中有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孟子“见梁惠王”“见齐宣王”，庄子之辩友惠子担任梁相等记载，可见，孟、庄这两位著名思想家是处于同一时代的。具体一点说，孟子与庄子，分别出生于约公元前372年和公元前369年，相差不过三岁，享年均为八十有四。两人的故里所在，邹国与宋国亦相去不远。可奇怪的是，他们竟然终其一生未曾谋面，著作中亦未尝语及对方。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历代学人多有关注，特别是唐宋以降随着孟子思想地位与社会关注度的提高，许多学者都发出疑问——
北宋末年，邵博在《闻见后录》中提出：“杨氏（杨朱）为我过于义，墨氏（墨翟）兼爱过于仁，仁义之过，孟子尚以夷狄遇之，诛之不少贷。同时有庄子者，著书自尧舜以下无一不毁，毁孔子尤甚，诗书礼乐，刑名度数，举以为可废，其叛道害教非杨、墨二氏比也。庄子蒙人，孟子邹人，其地又相属，各如不闻，如无其人，何哉？”
南宋时期，《朱子语类》曾记载，李梦先问朱熹：“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闻道及，如何？”金代进士刘祁在《归潜志》中提出疑问：“庄子与孟子同时，其名不容有不相知，而亦未尝有一言相及”；“夫老、庄之书，孔、孟不言，其偶然耶？其有深意耶？”清康熙年间，张芳为宣颖《南华经解》撰写前言时，也提出这个问题：“吾独惜夫庄与孟同时而不相知也。当是时，儒之嫡传有子思、子夏，（庄）周之传出于子夏之门人，（孟）轲之传出于子思之门人。孟犹之嫡传，而庄其别传也。庄之书言孔氏七十子盛矣，而不及孟；孟辩杨、墨，未之及庄。毋乃子舆（孟子）率其徒以游诸侯，行类墨翟；而庄周未尝持其说以干列国，守似杨朱。斯二子之所以不相知欤？”
疑窦团团，纷然待解。
二
这个“千年之问”研索起来，涉及多种视角，多个层面。首先需要弄清的是，这两位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迄未相见的真正原因。
且看两人的经历。据杨泽波《孟子评传》中的年表记述，孟子前四十年基本在故乡邹国，主要修为是授徒讲学；尔后二十多年，带领学生周游列国，足迹遍于齐、宋、薛、鲁、滕、梁，又由梁返齐，居留数载，曾任上卿；最后二十几年回到故国，讲学，著述，作《孟子》七篇。而庄子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宋国，三十二岁之前，在故里蒙地做过短暂的漆园吏，之后便绝意仕进，几次短期游楚，到过大梁、鲁国，也有可能行经赵国、齐国。“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由于异地殊途，他们失去睹面相逢的机会。
长期以来，人们说到孟、庄二子，常会连挂上《孟子》《史记》中说到的梁惠与齐宣二王，因而多以为他们极有可能在梁、齐会面。实则大谬而不然。庄子于公元前334年，乘惠施相梁之便，在大梁短暂勾留，而孟子见梁惠王则是在公元前320年，错开十四个年头。至于齐国，庄子曾否落脚尚难判定，又何谈与孟子会面！
接下来的问题是：未能见面也罢，那么，他们是否互有知闻？有的论者认为，由于僻处乡曲，闭塞视听，又兼“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不想见面，也无意交流，特别是其时庄子学说尚未成为显学，故彼此隔绝。这种可能性存在，但应该说很小。就是说，互相还是有所知闻的。
这又推演出第三个问题：既然相互知情，那么他们为何无一语相及？
庄子说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他还有“辩无胜”的说法。看来，如果不是对方找上门来，他是不大可能主动出击的。所以，论者多是首先着眼于孟子。上世纪20年代，茅盾先生是这样分析的：“热心排斥异端如孟子，而竟无一言及庄周，殊为可疑。惟细考之，则亦不然。盖孟子之辟异端，与荀子异。荀子是网罗的排击异端，孟子特举异端中之近似‘圣道’者，辞而辟之，所谓恶紫之夺朱也；故对于杨、墨，则特举而攻击之，于许行亦然。余如兵家、纵横家等，仅有一度概括的排击，见于《离娄》上篇，而亦未举家派及人名。至若庄周的学说，与孔门显然大异，故不在特举排斥之列。这是一个理由。又，庄子主逍遥出世，而孟子要‘用世’，二人在思想上虽截然反对，而在行动上却不相妨碍；孟子所热心攻击的，正是那班与己争用世的异端，庄子既与孟子无所争，故孟子也就放过了。这是又一理由。”（《〈庄子〉选注本绪言》）
“恶紫之夺朱也”，乃孔子圣训，其意为憎恨以假乱真，用邪说侵蚀正理。因其关乎守正卫道的根本，所以具有战略性质；而“无所争”，即未造成直接威胁，属于斗争策略。茅公揭橥这两方面理由，鞭辟入里，恰中肯綮。
三
那么，孟子之“偃旗息鼓”，还有没有第三个理由呢？窃以为，如何看待庄子的“批孔”问题也很关键。
查检《庄子》中最具判断价值的内七篇等重要章节，发现说到孔子时大多是借重这位先师以表达一己的意向，即所谓“重言”。至于《史记》中提及的“诋訿孔子之徒”的《渔父》《盗跖》《胠箧》诸篇，由于出自门人之手，料想孟子当时未必看到，即便曾经寓目，也并未在意。就此，有的论者认为，“庄子非真诋孔子者，若真诋孔子，则孔子之道载在六经、《论语》者，何不摘举一二以相抵牾？”“可知其为孔子之徒而发，非真诋孔子也”。（清李大防语）
自宋代始，庄子“未尝毁孔”之说屡见不鲜。王安石指出：“学者诋（庄）周非尧、舜、孔子，余观其书，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为周者之所以诋也。”（《临川文集·庄周》）说的是，读《庄》不得法，因而未获真诠。苏东坡讲得尤为直白：“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明代学者杨慎也说：“庄子愤世疾邪之论也，人皆谓其非尧舜、罪汤武、毁孔子，不知庄子矣。”（《庄子解》）在他看来，庄子的锋芒所向，乃是那些假借礼乐、仁义而营谋私利者流。清代学者吴世尚亦著《庄子解》，在引言中指出：“庄子之学，所见极高，其尊信孔子亦在千古诸儒未开口之前。观篇中称孔子为‘圣人’‘至人’……此老从不肯以此名许人，独以之称孔子。此是何等见地！今之人只知‘圣之时’自孟子发之，‘可谓至圣’自太史公赞之，又宁知此老之识早有卓然者乎？”清末学者刘鸿典甚至讲：“孟子距杨、墨，以明孔子之大，所以树道外之防；庄子诋伪儒，以存孔子之真，所以剔道中之蠧。故曰：庄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下也。”（《庄子约解》）
如果孟子当年也作如是想，那还会“兴师问罪”吗？其实，也不单是孟子，稍后现身的儒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对于《庄子》中恣意批评儒家、摆布其祖师爷的放肆言行，同样置若罔闻，而只是指斥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当然，这和其时儒学已兼容道、法、名、墨诸家有一定关系。
四
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同孔、老一样，孟、庄也是双峰并峙，各异其趣。“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文心雕龙·诸子》）一居庙堂之高，一处江湖之远，取向不同，观点各异，属于“两股道上跑的车”。但在“大异”的基础之上，也存在“小同”，比如，在抨击打着“仁义”旗号残民以逞的暴君奸相，揭露“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社会暗箱，主张构建理想社会等方面，不无共通之处，而其表达方式，同样有其激言矫弊、愤世嫉俗的良苦用心。
不管怎么说，在那个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战国之世，这一对分别以滔滔雄辩、咄咄逼人名世，以意出尘外、天马行空著称的两员战将，竟然没有登台对阵，终究是一桩憾事。人们也曾设想，倘若他们舞动起唇枪舌剑，即便是一场恶斗，也肯定是别开生面的天下奇观。明代学者陈继儒引述王世贞的话，说庄、孟假如对面交锋，那将如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楚汉争雄的彭城之战，“天地为之荡而不宁，日月为之晦而不明。庄子败，则逃之无何有之乡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败也，败则怒。”（《南华发覆叙》）当代学者苏仲湘在七绝《历史憾事》中也曾慨乎其言：“庄周妙辩孟轲雄，何事同时未见逢。倘使讲堂陈二座，惊风跳雨斗双龙。”
（作者：王充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