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达：“谈文秘密藏”

  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辞”就是言辞，“达”就是把意思说清楚。这则话语，历朝历代解释甚多，在学者眼中常被视为从修辞角度对言意关系的论述，在作家看来则是文学创作的指导。由于学者和作家看问题角度不相同，加上古人和今人理解上有差异，因此对“辞达”的解释便歧说杂出，矛盾猬集，大致说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不文与文的矛盾

  对“辞达而已矣”，程树德《论语集释》引西汉孔安国注疏云：“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孔安国的解释，代表了学者的主流观点，在后世获得了大量支持。司马光在《答孔文仲司户书》中说：“孔子所谓‘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也说：“辞皆言事，而事自有实。不烦文艳以过于实，故但贵辞达则足也。”他们都认为“辞达而已矣”，就是把意思说清楚就行了，无须在文采上踵事增华。这种规避“文艳”的理解，既凸显了孔子对朴实文风的倡导，又有对“而已”二字侧重的意味。

  在一些作家眼中，认为“辞达”与言文并行不悖。明代袁宗道在《论文》中说：“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文”即有文采的意思，袁宗道把达不达的问题转换成了有文采与没文采的问题，且表达了对文采的推崇之意。其实，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早就说过：“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一方面，苏轼认为“辞达”则“不文”是对孔子的误读，他以孔子“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作为佐证，打破了认为“辞达”则“不文”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苏轼认为“辞达”本质上就是作者把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与认知，通过口与手的媒介准确地传达出来。作为一种极高境界，臻于“辞达”之后，文章出彩便自不待言。在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苏轼把学者所排除的“文”又纳入了彀中。

  为什么必须要有“文”这一维度呢，清初文人魏禧在《甘健斋轴园稿序》中说：“辞之不文，则不足以达意也。”在魏禧看来，有文采才能够达意，否则就不足以达意。何以见得呢？他进一步指出：“请观于六经、孔子、孟子之文，其文不文，盖可睹矣。”意思是说，六经、孔子以及孟子之文，正因为不无文采，所以能够充分达意。可见“文”的加持，对于达意不无裨益。

繁与简的矛盾

  其实，即使在认同“辞达”对创作有指导作用的大前提下，文人对“辞达”的理解也有繁简的差异。葛洪在《抱朴子·喻蔽》中说：“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即庶事不畅。是以必须篇累卷积，而纲领举也。”在葛洪看来，语言太简略了，说理、叙事就不能充分；只有语言繁富，才能擘肌分理，传达意旨。明人张岱在《史阙》中说：“尝读唐正史，太宗之敬礼魏征，备极形至。使后世之拙笔为之，累千百言不能尽者，只以‘鹞死怀中’四字尽之。则是千百阙而四字不阙也。”所谓“鹞死怀中”，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唐太宗为听魏征言事，竟将宝爱的鹞子憋死在怀里了。张岱认为“鹞死怀中”四个字虽然简短，却有力凸显了唐太宗对魏征的尊重，可谓言简而旨达。

  其实，繁简各执一端者，皆非通论，文章优劣与是繁是简并没有关系。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子曰：‘辞达而已矣。’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顾炎武主张辞要达意，但与繁简无关，可以繁而达，也可以简而达。于文章而言，达意是目的，繁简是手段，繁简须为达意服务。另外，文章该繁还是简，本没有定规，只能因文制宜，行百里者百里为达，行千里者千里为达。

言与行的矛盾

  对于“辞达而已矣”，北宋邢昺在《论语注疏》中指出“此章明言语之法也”，意即讲的是修辞原则，这是从“言”的角度对“辞达”进行阐释。明代杨慎在《丹铅续录》中说：“孔子云：‘辞达而已矣’，恐人之溺于修辞而忘躬行也，故云尔。今世浅陋者往往借此以为说，非也。”杨慎跳出了文学内部研究的圈子，从文学外部研究的角度来理解，他指出所谓“辞达而已矣”，是孔子告诫世人不要只顾说漂亮话，而应该在自我道德上修养上下功夫。

  尽管孔子的说法很简略，言说的历史语境也难以稽考，但是结合孔子的价值取向来看，杨慎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论语》中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德行居于首位，就充分表明了孔门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另外，孔子一方面说：“有言者不必有德”“知德者鲜矣”；一方面又指出：“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可见对于漂亮的话语，孔子保留了清醒的警惕。把“辞达”理解为孔子对世人沉溺于修辞而罔顾道德修养的一种提醒，既别开生面，又凸显了孔子挽救世风的良苦用心。

辞达新解

  既然歧说杂出，那么“辞达”还有没有新的解释呢？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一文中说文章“唯其是尔”，也就是说表现得恰到好处就可以了。后来北宋王禹偁说“惟师是尔”，清代章学诚说“文求其是”，都是对韩愈观点的继承。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表述过于简单和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现代学者傅庚生在《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中说：“文学创作造诣之高者，必其能以有形之文字描刻无形之情愫，情景相融，浓淡兼宜，无损无益，无过无不及，所谓‘辞达’，且入于化工也。”由此可见，“辞达”就是艺术传达精妙入神，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是以现代语言，赋予了“辞达”崭新的内涵，比历史文人的解释要具体很多。张中行在《怎样作文》一书中也指出：“‘达’包括两个方面，用佛家的术语，一个方面是‘所达’，即意思，或说知识、思想感情等；一个方面是‘能达’，即语言文字。所谓达就是能达与所达一致，换句话说，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与心里想的一模一样。”“正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所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张中行对“辞达”的理解，在拿捏准确这一点上与傅庚生一致，在深度上则更进了一步。所谓“所达”与“能达”，张中行是从佛教角度进行解释的，但与现代语言学中的“所指”与“能指”意思颇为接近。“所指”为作者意旨，“能指”为物质符号，二者一致，就是“辞达”。

  对“辞达而已矣”作这样的理解，对于文学创作具有指导意义。明代李贽在《四书评》中道：“五字，谈文秘密藏”；近代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称之为“文章正规”，也就是说“辞达而已矣”五个字道尽了写文章的秘诀和规范。“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在具体语境中，一种思想有且只有一种最佳表达，作家所有的努力，就是寻找到那种最佳的表达方式。只有如此，方能成就好文章。

  中国古代有“诗无达诂”之说；西谚亦云“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孔子“辞达而已矣”的命题，因为内涵丰富，语义具有多面向诠释的可能性，历代文人学者从一己视角出发，各是其所是，所以聚讼纷纷，歧说杂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解释在各自的语境中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并存不悖。这既表明了该命题具有广阔的诠释空间，也昭示了理解的历史性。而透彻地理解这一命题，对现代人的话语修辞和创作实践都不无指导意义。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