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是公元1-3世纪前后出现于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古国，一般认为它是由月氏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丘就却所建。由于材料的缺乏，有关贵霜帝国的研究主要靠考古发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亚历山大·坎宁汉、约翰·马歇尔等学者先后在塔克西拉、查尔萨达等地发现贵霜时期的遗存。这些遗存多位于现今巴基斯坦和印度，学者们便将贵霜历史纳入古代印度历史的范畴。1922年出版的《剑桥印度史》第一卷就有部分章节涉及贵霜历史。1934年，苏联工人们从阿姆河中意外打捞出一片兼具希腊风格的佛寺装饰残片——“阿尔塔姆装饰带”。以此为契机，莫斯科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举办了第三届国际伊朗学大会，会上展出的苏联中亚考古成果，激发了人们在古代巴克特里亚（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阿富汗）进行大规模考古活动的热情。经过多年的研究发掘，尤其是以泰尔梅兹老城、卡尔恰扬为代表的贵霜中亚地区的遗址被陆续发现，它们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遗址一起构成贵霜帝国的城市圈，为我们探讨贵霜帝国在丝路中南段的开拓以及丝路文化融合与传播上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依据。

  贵霜帝国的建立，从客观上推动了丝绸之路的拓展。早在波斯帝国时期，东地中海地区与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商贸与文化联系。自亚历山大东征后，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希腊化的浪潮之中。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广泛流通的希腊化手工艺品和钱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希腊化城市，维系着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河流域商贸的联系。受民族迁移的影响，东西方的经济文化往来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受到一定冲击，但从公元1世纪开始，这一局面得到改善。在南线，自罗马帝国时期开始，印度洋季风规律被船员们所掌握，从埃及到印度的直航已经成为可能；在东方，张骞的两次出使和汉武帝的反击匈奴，也基本上打通从玉门关到费尔干那的东线；在西部，帕提亚帝国的米特里达特二世正励精图治，积极反击塞人，打通从木鹿到阿姆河流域的商道。作为当时丝绸之路中央十字路口的霸主，贵霜人自然也不例外，贵霜帝国的建立与扩张结束了这一地区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分裂战乱的局面，为丝绸之路各支线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汇聚，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贵霜境内的城市在丝绸之路的拓展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地理上看，泰尔梅兹、贝格拉姆、布色羯逻伐底、塔克西拉、秣菟罗等著名的丝路城市，都是贵霜人在原亚历山大、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甚至是印度人所建城市的基础上逐步拓展而来。贵霜人出身游牧，并没有太多建造城市的经验。当他们通过军事扩张，将这些城市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后，基本上都保持了这些城市的原有结构，并以它们为模版，在一些交通要道上建立起新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出现，使得远行的商旅有了依托，而城市数量的增加带动了人口的上升，人口的上升又带动了商贸的需求，丝绸之路中南段在贵霜帝国时期的定型正是得益于此。此外，贵霜人还通过军事控制和羁縻政策等手段，与印度西部各港口建立起了联系，这使得丝绸之路的海路和陆路最终得以在贵霜帝国境内交汇。北方草原的皮毛、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和漆器、地中海的葡萄酒、希腊—罗马式雕塑艺术品都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得以进入贵霜帝国腹地，为后来犍陀罗地区佛教艺术受到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逐渐走向繁荣，做了必要的准备。

  在丝绸之路拓展的同时，丝路不同文化也对贵霜帝国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钱币。早期贵霜钱币的数量较少，基本上以仿制或者二次打压为主，大部分冒用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国王的名义发行，风格也是典型的希腊式钱币。自贵霜帝国建立后，国王丘就却开始以自己的名义发行钱币，但由于帝国草创，其钱币尚未定型，大多数钱币依然保留着希腊化钱币的双语币特征，仿制和二次打压现象依旧存在。贵霜钱币的最终成型是在第三任国王威玛·卡德费赛斯时期。可能是出于商贸的考虑，威玛·卡德费赛斯对铜币的重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其面值虽然依旧以希腊式钱币的德拉克马为单位，但是4德拉克马的重量已经从原来的9克左右上升为16克左右。为了与之配套，威玛·卡德费赛斯还发行了2德拉克马（8克）和1德拉克马（4克）两种较小面额的铜币。同时，受由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所传入的罗马金币的影响，贵霜金币也在威玛·卡德费赛斯时期出现并成为贵霜帝国的主要币种之一。贵霜金币主要以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金币为标准，分成1第纳尔和2第纳尔两个单位，1第纳尔的重量大概在8克左右。虽然，迦腻色伽一世及其之后贵霜国王已经不再使用德拉克马或者第纳尔作为其钱币的面值，但是希腊式钱币正面王像背后神像的传统，以及希腊式钱币中的1比4兑换比例，始终在贵霜钱币中存在，并影响了后来的萨珊波斯和寄多罗贵霜的部分钱币。

  如果说，钱币的形制是受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贵霜钱币上的神灵形象则更多体现的是贵霜人依据需要对丝路不同文化的刻意选择。在贵霜帝国建立之初，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希腊文化甚至在一些地区还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因此，丘就却等早期贵霜国王在钱币上保留了希腊神灵的形象。到了威玛·卡德费赛斯时期，伴随着向印度扩张的胜利，以湿婆神为代表的印度神灵形象，开始广泛出现在贵霜帝国的钱币之上。从迦腻色伽一世开始，希腊化文化逐渐衰落，琐罗亚斯德教和印度教的神灵逐渐成为贵霜钱币上神灵形象的主流，尤其是胡韦色迦一世的钱币。虽然，胡韦色迦一世的钱币号称“贵霜帝国的万神殿”，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琐罗亚斯德的神灵，其次是印度的神灵，希腊神灵的形象或被取代，或直接消失。

  丝路不同文化在贵霜帝国境内交汇的同时，贵霜帝国本身也承担起了丝路不同文化传播的任务。贵霜帝国时期传播最广的当属佛教。虽然，“迦腻色伽王皈依佛教”一说很可能是后人的一种假托，相关铭文和钱币学证据均不支持这一说法。但是，得益于贵霜帝国对多元文化的宽容，原本流传于恒河地区的佛教大众部得以进入北印度，它们与流传于印度西北部的其他文化相结合，最终推动了大乘佛教的出现和犍陀罗艺术的繁荣，也让佛教在中亚站稳了脚跟。同时，以琐罗亚斯德教为代表的其他宗教因素也借佛教之力，在贵霜帝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和传播。到了迦尼色伽一世时期，贵霜帝国境内的琐罗亚斯德教信徒数量显著增加，琐罗亚斯德教的地位与佛教几乎并驾齐驱，甚至在某些地方还超越了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神祇在贵霜钱币上数量众多就是最明显的证据。

  总的来说，在公元前2世纪民族迁徙的浪潮下，中亚和印度西北部以希腊化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格局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希腊化文化主体地位的削弱，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等地方文化的复苏，让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并存融合的特征变得更为清晰。贵霜人的扩张与贵霜城市的建立，影响了从中亚到南亚次大陆的丝路走向，推动了丝路不同文化在贵霜帝国的汇聚和传播。

  （作者：庞霄骁，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