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

一

  古典考古学是古典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致力于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人，就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保护和研究古典时期的文化遗存。意大利人皮兹科利针对希腊罗马时代的古代遗存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和绘图工作，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古典考古学的发轫。成体系的古典考古学，则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东地区一些大型遗址被发掘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如德国商人施里曼对特洛伊和迈锡尼的发掘，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丹尼斯、莱亚德等人分别在克里特、伊特鲁里亚、尼尼微等地的发掘等。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施里曼在特洛伊的发掘。1870年，施里曼在黑海海峡入口亚洲一边（今属土耳其）一个名叫希萨里克的山丘发掘出大量荷马时代的文物，将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传说的特洛伊展现在世人面前。施里曼的发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考古学家投入到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东地区的考古发掘，促进了古典考古学的发展。

  随着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古典考古学与古典文献学、古典哲学、古典历史学和古典艺术史一起，构成了古典学的五大分支学科。古典学是欧洲现代学术体系发展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表达欧洲人的现代价值观。作为古典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古典考古学也不例外，试图从考古发掘的建筑和艺术作品等方面强调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独特性及其优越性。例如，牛津大学古典考古学家约翰·博德曼，同时也是一位古典艺术史家。他是《剑桥古代史》的主编之一，但是大部分学术成果还是多集中于古希腊艺术领域，如《希腊瓶画史》《希腊艺术》《希腊雕塑》等。

  在古典学的学术研究体系中，还存在一个固有的传统，即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数个世纪里，西方学术界对古典文献（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戏剧等作品）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尽管古典考古学也和其他考古学一样进行田野发掘和田野调查，但对古典文献的重视依然占据绝对优势。人们往往认为对事件的充分解释可以自然而然地从文献完整的描述中得到，而考古资料的不完善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严重依赖考古遗址和遗物保存的完整性，而且也依赖考古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古典考古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证经补史”，为古典文献已经充分阐释过的古代希腊文明的优越性提供物质方面的论据支撑，并进一步激发当代艺术家努力去达到古代文明的艺术高度。

  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家杨·莫里斯所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古典考古学的工作不管是实地的田野发掘，还是考古材料的整理发表，甚至是相关的理论解释，都是在既定的希腊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的。“古典”这个辕轭，决定了古典考古学家很难突破这个框架。其他考古学家可以告诉公众，什么时期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而古典考古学家只告诉公众，希腊（和罗马）的，就是最好的。因此，早期阶段的古典考古学，并没有独立的学科自觉性，而是自愿成为古典艺术史和古典文献学的附庸。

二

  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古代近东文明研究的深入发展，欧洲人逐渐认识到古代希腊文明并不是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的，而是在与近东文明密切交流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文明相比其他文明就具有优越性，不过各具特色而已。这就使得古典考古学家开始以较为客观理性的方式接受新的学术发展潮流，并将兴趣逐渐从古代艺术及其文明的优越性等议题转向具体的社会和经济议题，以及历史发展的宏观趋势等问题。笔者将这种转向称为“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

  这种转向最先发生在铁器时代的考古领域。这一时期的历史虽然有相关的文献记载，但是文献资料严重不足，不能够依靠传世文献来书写连续的历史。因此，一些古典考古学家开始向历史学和其他学科来寻求解释模式。正如剑桥大学古典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所言，“一旦古典考古学家从单纯的杰出艺术作品转向物质产品的整体研究，那么历史学家也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更有用的解释框架”。

  1977年，斯诺德格拉斯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考古与希腊城邦的兴起》的就职演讲，充分肯定了考古学在希腊城邦兴起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丰富的考古成果足以证明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在1980年出版的《古风希腊：试验的时代》一书中，斯诺德格拉斯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上述结论。他基于古典考古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来源于墓葬的考古材料证明，公元前8世纪中期希腊地区的人口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促进了“黑暗时代”后期的定居点快速向城镇和城市发展，其结果就是城邦的兴起。他将城邦的兴起称为“结构性革命”。

  斯诺德格拉斯的继承者和修正者是杨·莫里斯。1987年，莫里斯在《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一书中，利用大量考古资料，修正了斯诺德格拉斯的解释框架。他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社会确实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斯诺德格拉斯所认为的人口的大量增长，而是因为更多社会成员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资格，这标志着作为公民共同体的城邦兴起了。他将这个解释框架概括为“（公元前）8世纪革命”。

  2006年，斯诺德格拉斯将其1965—2002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题为《考古与希腊的兴起》，其中的几篇论文又再次回应了他和莫里斯对希腊城邦兴起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和回应，体现了两位古典考古学家对早期希腊历史发展基本形态的思考与研究。

  除了斯诺德格拉斯和莫里斯，还有更多学者也加入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潮流中来，如詹姆斯·惠特利、罗宾·奥斯邦、乔纳森·霍尔等。这说明古典考古学家不再满足于“证经补史”的学科定位，而是充分吸收和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框架，意味着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基本完成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专注于理论的考古学家也关注到了古典考古学的这种转向。1992年在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召开的理论考古学研究会年会，主题就是“古典考古学的新方向”，试图在古典考古学与理论考古学以及历史学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1995年，牛津大学考古学家尼格尔·斯班塞主编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希腊考古中的时间、传统与社会：跨越“大鸿沟”》。其中的大部分文章不仅讨论具体的考古发现或者某部古代文献，还努力提出某种理论解释，即考古材料和数据如何与古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建立联系。

  古典考古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也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新的发展趋势。2019年，牛津大学古典考古学家艾瑞妮·勒莫斯等人主编的《早期希腊和地中海考古指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总体来说，整本书的结构和内容，都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有机结合。比如该书第一章“背景概述”，就着重讲了“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在研究古代希腊和地中海地区早期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第二章的标题为“国家与社会”，基本上是基于考古材料来重构古典时代之前的古希腊历史，分别论述了迈锡尼文明的兴起及衰落、铁器时代早期的社会共同体、复杂共同体的复兴等社会历史发展阶段。

  从最新出版的这本考古指南，我们可以看出，时间进入到21世纪，古典考古学的历史学转向，已经逐渐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包括古典历史学家和古典考古学家。古典历史学家更加注重借鉴考古学的最新发掘和研究成果，古典考古学家则更倾向于利用考古发掘成果来分析和研究古代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古典历史学和古典考古学的结合越来越密切，为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作者：李永斌，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