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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讲述】
我的教学研究经历，一直未曾脱离农村。10多年来，我走过了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广西、甘肃、河南、河北等省份的许多村庄，一些场景回忆起来始终清晰，连缀成我印象中的乡土中国。
早些年，我曾去过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的一些村镇。一进村，就看到地面上积着厚厚的黄土，能盖过半个脚踝；饮用水又苦又咸，老乡得套上毛驴车外出拉水；识字的人不多，初中毕业已算“高学历”；出行难、就医难、上学难，一个个都是大问题。随后，我们结合实际情况写了调研报告，为当地发展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当地政府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脱贫致富举措。几年后，我再次来到这里，惊喜地发现有很多变化——老乡用上了自来水，牛、羊等畜牧养殖业如火如荼，县里办起了“拉面培训班”，很多青壮年学到了一门手艺，饭馆开得红红火火……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贵州山区的变化，也有目共睹。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毕节的一个村庄，车开到一半，眼前没有路了。一行人费了很大力气，才从山下爬到山顶，又翻过一道山，终于进了村子。后来得知，这里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大山。这次经历给了我很大触动，我将其作为研究案例，长期关注着这里的发展。近些年，我又去了一趟，嗬，变化真大。在国家帮扶政策支持下，路通了，村美了，农副产业兴旺起来，大山里的土特产卖到了广东、香港。养老、医疗、教育相继跟上，老乡脸上添了喜气，干起活来更有力气。
还有云南。易地扶贫搬迁之后，村民们的居住条件“上了一个台阶”。很多村子开始推行社区化治理模式，医院、养老院等配套设施一步到位，老乡的生活习惯、卫生条件、健康情况都得到了改善。“搬”是第一步，产业还得跟上。怒江州部分村的百姓搬迁之后，一些人继续务农，种植草果等经济作物；另一些人走进扶贫车间，参与农业深加工。土地流转、合作社经营等模式成熟起来，增强了农村产业抵抗风险的能力，老乡们吃下了“定心丸”。
10年来，我见证了这些变迁，也深度参与了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我们团队在全国建立了20多个精准扶贫实验室，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鲜活案例，成为分析总结精准扶贫经验的重要平台。比如，我带着博士生到河北武邑县做过大量调研，深入了解当地家禽养殖业之后，起草了一份完整的县域产业发展规划。后来，方案见了实效，武邑养殖业引入了一些互联网公司，为养鸡场注入科技元素，每只鸡都有了专属“二维码”，品质与信誉得到很大提升。大家笑侃的“跑步鸡”，真的跑出了致富“加速度”。
我时常回想这些经历，深感一个学者必须走进田间地头、坐上老乡炕头，才能真正感知乡土、读懂中国。西方减贫理论不一定适合我们，削足适履绝对行不通，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做决策”也常会离题万里。只有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学习，才能为政策研究注入源头活水，才能在秉笔直书之时更有底气。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李晓、王胜昔、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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