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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新视角】
开栏的话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回首过去十年，传统文化领域取得的辉煌成绩令人振奋与骄傲，当然也还有大量学术荒地等待开拓耕耘。从本期起，本刊开设“业界新视角”栏目，遴选一批具有新视角、新思路的文章，以期引导学术研究取得质的突破，拓宽研究视野，发现新的学术富矿。
换个角度看世界，或将发现别样的风景。
本期文章的第一作者郑欣淼，是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更是故宫学的首倡者。此文是两位作者经过认真梳理与研究后提出的新主张：要从中华文学史的视角对明清宫廷历史档案文献和物质遗存进行新的阐释。
宫廷文学是中国封建王朝制度下一种特殊的文学形态。到了明清时期，因为明成祖之后的以帝王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基本都是以北京紫禁城为中心的，所以可以将这一时期的宫廷文学史称为“故宫文学史”。对故宫文学史进行整体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对于宫廷文学文化价值内涵的认识，进而为正确评价和认识传统皇权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奠定理论基础，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和全面地认识明清文学历史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结构。
发展脉络：纵贯明清两朝、辐射宫廷内外
故宫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紫禁城为核心空间，以皇族为核心群体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及其作品。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皇族和紫禁城其他成员如妃嫔、宦官等的文学活动及作品，紫禁城中与文学活动紧密相关的档案、建筑和绘画等文物，与皇帝文学活动关系紧密的大臣的文学活动及作品，外国使臣、宫廷传教士等与紫禁城关系紧密的特殊群体的文学活动及作品。
明朝建立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实行比较严厉的文化政策，这给当时文学创作的活跃程度和创新程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同时他们在治国实践和日常活动中又写有大量的作品，结集有《明太祖文集》《大明太宗皇帝御制集》《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雅正的文学观念。在他们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台阁体是明代初期最重要的文学流派。
在太祖和成祖之后，明代的许多皇帝都有不一般的文学成绩，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世宗朱厚熜和明神宗朱翊钧等都有自己的文集，除此之外还存有许多他们与大臣之间的唱和之作，例如明世宗时期的依然存世的《宸翰录》《宸章集录》《辅臣赞和诗集》等。明代的藩王文学也颇有特色，特别是朱有燉、朱权的杂剧写作，在普遍以诗文为主的写作语境中，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满人入主紫禁城之后，故宫文学史进入了清朝阶段。清代初期的首要问题是满汉和遗民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清初的文化政策制定，也影响了宫廷写作的结构性演变。同时，作为满人的皇帝用汉字来写作，其本身就非常具有文化和政治意味，康熙、雍正和乾隆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康雍乾这三个时期是清代宫廷文学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皇帝不仅自己写有大量的文集，而且亲自编选了很多文学史选本，例如《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选唐宋诗醇》等。其中第一次以官方名义编纂的《钦定词谱》《钦定曲谱》《佩文韵府》具有经典意义，特别是《佩文韵府》，是一部至今仍有使用价值的著名类书。那时，皇帝与大臣之间不仅唱和，而且有时皇帝对大臣的文学作品也有浓厚的阅读兴趣，例如，与康熙交往密切的王士祯就按照皇帝的吩咐将自己300多篇作品编为《御览集》供康熙御览。这一时期皇帝的文学创作还与皇帝其他的文艺活动逐渐形成了总体性的美学风格，例如皇帝个人不仅仅喜欢文学，还对宫廷日常生活中工艺品的制作、陈设等也颇为关注，这在雍正和乾隆两朝尤为明显。雍正特别喜欢黑色的宫廷日常器物，在制作上不喜张扬，喜欢含蓄之美。这些留存在造办处档案之中的重要史料也构成了理解该时期故宫文学史不可或缺的美学角度。
康熙和乾隆时期两次开设博学鸿词科对清代文学、学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彝尊等人就是通过这个路径进入紫禁城成为皇帝近臣的。以朱彝尊为代表的这些人不仅有机会与皇帝进行文学上的交往，而且也影响了紫禁城外的文学活动。还有，乾隆倡导编修《四库全书》，对宫廷内外的文学文化活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纪昀为代表的编修大臣在提要写作中对于中华文学的整体看法，显示出独特的文学史眼光。而纪昀这样的词臣文学又成为影响宫廷之外文学风尚的一个纽带。在这个时期，清代故宫文学与明代文学还形成了连续性。这体现在宫廷戏剧对明代小说的改编上，体现在朱彝尊《明诗综》等对于明代皇族诗歌的选择和评价上。当然这不仅代表了明代皇族文学的文学史重要性，还纠缠了文化身份在清初的复杂性。清代宗室文学同样值得重视。始于康熙，历经雍正、乾隆朝始编纂完毕的《皇清文颖》，就收录皇帝御制诗文24卷，以及宗室诸王诗文和臣子颂赋100卷。
康雍乾之后，清代皇帝依然延续了他们先祖的文学传统并且都有文集，例如嘉庆皇帝《味余书室全集》等、道光皇帝《养正书屋诗文全集》、咸丰皇帝《清文宗御制诗文》、同治皇帝《清穆宗御制诗文》和光绪皇帝《清德宗御制诗文》。
近代以来故宫文学史发生了一个明显变化，即文学活动由以皇帝为中心转为以名臣为中心。像曾国藩、张之洞等名臣或者地方督抚及其幕府集团，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和学术风貌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代表了故宫文学史的一种嬗变。在宫廷戏剧创作和演出方面，虽然有与明代宫廷戏剧的连续性，例如在礼仪功能和宫廷娱乐功能上；但是，清宫戏剧也体现出许多新特点，主要是域外文化的元素更深入地进入了紫禁城，影响到宫廷内部的审美变化，在剧本内容和演出空间装饰上也影响到了宫廷戏剧活动的变化。其实早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编写的节令承应戏《四海升平》，就取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马戛尔尼使华之事。到了光绪时期，宫廷戏剧显示出更多的雅俗互动和宫廷内外的互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溥仪退位，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此时故宫文学活动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走向了终结，而对于故宫文学史的研究则刚刚开始。
研究定位：走向中华文学史
故宫文学的内涵不仅包括诗文赋，而且包括小说、戏剧、娱乐文学、匾额楹联和诏令文书等。打破文体界限、打破艺术媒介界限是书写新的故宫文学史的重要学术路径。故宫文学史应该从宫廷文学史的定位走向中华文学史的定位，进而走向世界文学史的定位。
第一，政治文化视阈中的故宫文学史。故宫文学史的发生空间是在政治最高权力机构的枢纽之中，无疑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绝非简单地为政治服务。因而，从政治文化话语的角度才能够破除对宫廷文学的单一的受制权力、强调政治应景的成见，看到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故宫文学史是明清礼制和文教制度的一部分。故宫文学的作者群与读者群，包括帝王、宦官、馆阁和词臣等，他们之间的文学互动，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明清政治文化话语。同时，遗民、满汉等身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化要素，它们也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故宫文学史的形成。故宫文学的文献形态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御定、御选和御制等宫廷出版物。这些不同的文献形态不仅包含着帝王的文学观，而且具有政治文化的意义。此外，文字狱是故宫文学史的一个独特现象，利用清宫文字狱档案对故宫文学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也应是故宫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
第二，艺术媒介视阈中的故宫文学史。不仅具有单一的书面文字写作的形态，还有大量书面写作与物质文化交错的形态，是故宫文学一个重要特点和存在方式。因此，要通过跨艺术媒介的视角来整体审视和阐发故宫文学的美学内涵。匾额楹联是故宫视觉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某种意义上它们是一个个艺术和政治相融合的美学装置。因而要从装饰的美学概念和理论视角来阐释其跨媒介的政治美学和文化美学的内涵。
故宫的建筑、绘画与文学往往体现出整体化的特点。宫廷戏剧是故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非只是剧本，而是与宫廷演出的不同建筑和舞台美学空间紧密联系的，所以宫廷戏剧研究要进一步体现出跨艺术媒介的整体性。
第三，朝野互动视阈中的故宫文学史。在一般的明清文学史书写中，宫廷文学的固执陈旧或者浮华的一面被无限放大，以此来映衬出紫禁城之外的地方文化空间和市民文化空间的文学文化活力。这样被塑造起来的朝野二元对立的文学史叙事视角，忽略了故宫文学史实践中丰富的朝野互动的层面。
朝野互动主要体现在帝王大臣对于文学的提倡进而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而大臣与皇帝的互动也影响到了宫廷的文学创作氛围。往往由大臣主导参与的文学结社是朝野文学互动的一个重要枢纽，不同帝王主政时期对文学结社的态度松紧不一，使得不同时期的故宫文学史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宫廷之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戏剧创作中，也存有许多对宫廷生活的想象书写，这是朝野互动中外对内的一个独特层面。
第四，全球史视阈中的故宫文学史。故宫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宫廷文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全球性，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明清转向。无论在朝鲜、越南、琉球等来华使团人员的记录中，还是在明清帝王的文集中都有大量相关文本。在处理这一部分文本的时候，既需要有文学的本位，又不能简单地坚持过往的纯文学观。只有抱有一种大文化史观和大文学史观，才能理解和彰显出故宫文学史的世界意义。同时，这也要求将不同媒介的文本进行整合研究。
围绕着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历史事件，宫廷内部往往有大量的不同媒介的文本。例如，最为典型的明成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事件，不仅有地图和绘画等图像文本，还有诏书，以及内廷戏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等。只有将这些文本看成一个整体，才能理解故宫文学史内在的世界性。
此外，故宫文学史还应该包括对明清帝王文集中的天下观与华夷观、宫廷传教士的中国书写的研究。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故宫文学史既有中国传统宫廷文学的共性特点，也有其独特的个性。此个性鲜明地体现在故宫文学的世界性上，故宫文学史是世界文学史的一部分。
综上，故宫文学史研究应打破一般文学通史的视角，超越一般文体分类或者以朝代为顺序的线性研究方法，从中华文学史的视角对明清宫廷历史档案和物质遗存进行新的阐释，在新时代按照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创新的要求，形成具有中国文化自觉的文学史话语体系。
（作者：郑欣淼，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耀宗，系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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