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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汇】
“此次天然气价格上调的依据是什么？”“相较于省内其他设区市，我们的用气价格高出不少，原因是什么？”“天然气价格上调全流程是否合法合规？”
日前，福建宁德中心城区天然气售价上涨，引发市民关注。8月12日，宁德几位人大代表直言不讳，接连提出多个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经过一番深入交流探讨，代表们就本次调价流程是否规范、能否暂缓实施调价等提出有针对性问题和意见建议，要求市发改委限时给予书面答复。
这是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就天然气涨价一事组织开展人大代表约见相关负责人时的一幕。自2019年10月，《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约见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宁德成功打造了“有规可依、有事可约、有章可循、有责可追”的代表约见制度，10余个政府部门先后受到代表约见，不断推动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事项，广受群众好评。
1.代表约见 不断从纸面走向实践
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在我国，代表法对人大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作了原则性规定，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代表按前款规定进行视察，可以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被约见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或者由他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尽管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条款，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的代表约见权长期停留在纸面上，“休眠”在条款里。如何将代表约见从制度上细化，让人大代表的约见权落到实处，近些年来，多地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比如，2002年，福建泉州永春县16名人大代表围绕社会治安等问题，曾约见12名政府部门负责人；浙江、海南、四川、新疆、云南等多个地方也纷纷开展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的实践，不少地方制定相关规章文件。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五大银行推出跨行查询收费事项约见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委，推动取消相关收费事项。党的十八大以来，代表约见制度和实践发展更加快速，广东、湖北等省分别出台人大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办法，不断将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制度化、具体化、规范化。
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19年10月，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福建省首部人大代表约见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暂行办法，在参加视察、调研、执法检查、代表小组活动以外，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在联系人民群众的履职活动中发现的重要问题，也可以申请约见。从实践来看，这样的规定拓宽了约见的范围、增加了约见频率。
目前，宁德已经开展多场代表约见活动，有力促成了一批问题的解决。在采访过程中，参加过代表约见活动的几位人大代表，都有这样的感受：相比于调研、专题询问等监督方式，代表约见政府部门负责人，更直接、更具针对性，“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随时可以申请，代表约见都是人民群众关心的事，约的都是直接相关的部门，谈的都是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这种方式更灵活、更高效，人民群众能更直观看到效果，也更能理解人大代表和政府部门了”。
2.面对面约见带来的监督实效
约见建议将农村特困供养人员纳入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先诊疗后付费”对象范围；约见督促职能部门加强监管，健全完善全装修商品房监管机制，提高装修质量；约见督促有关部门明确职能分工，建立联动机制，有效解决养老机构医保刷卡难、乡镇卫生院慢性病取药难、长期卧床老人护理难、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宁德市人大代表充分行使代表权力，帮助群众解决了看病难、装修贵、事项繁等关系自身利益的一系列问题。
在多次约见活动中，宁德市人大代表、民建会员郑进良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对于代表约见的程序早已驾轻就熟。在郑进良眼中，人大代表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坐下来、敞开谈，“当面锣对面鼓”，有着更高的效率和更深的意义。“通过书面函复效率不高，而且解决方式也不尽如人意。我们约见的事项，都是跟老百姓利益直接相关，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有时候谈‘合作’，有时候还得‘交锋’，把问题麻烦都摆出来，找根源、想办法、提方案、推敲细节。”而参加过几次代表约见活动后，郑进良也发现，有些问题政府部门并不是没有考虑到，“但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部门一条线各自落实，很难织成网，形成合力。当几个部门坐到一起的时候，很多困难就迎刃而解了，既节约了政府成本，又把事办得漂漂亮亮。”
“代表在约见活动中，既要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来了解情况，还要做一系列的调研分析和协调沟通工作，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代表的履职能力。”宁德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主任吴群英表示，代表约见活动推动解决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极大提升了代表的履职成就感和公众信誉度，营造了“有事找代表”的良好氛围，为代表主动履职、有效履职拓宽了渠道，也增强了人大监督的实效。
3.在实践中摸索，在行进中完善
暂行办法实施以来，人大代表们通过约见相关政府机关主要负责人，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在暂行办法实施过程中，人大代表约见制度本身也暴露出一些短板，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完善。
今年3月，福建人大网公开了郑进良等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完善暂行办法的建议。他们建议将法院、检察院纳入约见对象，同时将办理情况书面答复的时限由三个月缩短为一个月。吴群英也指出，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约见对象局限于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且约见后续监督措施刚性稍显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代表约见活动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应该慎用、用好，不能滥用。约见议题必须是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且在政策范围内通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力求实效。”吴群英表示，除了推动解决问题，代表约见还要强化跟踪督促，“约见活动结束后，人大常委会应适时对约见意见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可以综合运用‘二次交办’‘回头看’检查、满意度测评等监督方式，持续监督、循环监督，督促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认真办理、按期答复，体现人大监督的刚性和权威”。
除此以外，吴群英还表示，代表作为约见主体要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且受个人学识阅历、专业领域等因素制约，难免有畏难、回避等想法。部分代表在履职过程中发现问题，主动约见的意识还未树立起来，自主提出约见申请的比较少，很大程度上依靠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和引导。“下一步，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协调调动各方力量，把代表约见制度落实落细落到位，以高质量的服务、民生实事的办理成效，进一步提升代表的履职成就感和公信力，为约见制度注入持久的生命力。”吴群英说。
（本报记者 刘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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