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翚道统论新解

  有关“道统”的阐释，是唐宋儒学家普遍究心的重要论题。崇安刘子翚探幽析微，超越时流，撰《圣传论》以倡新说，在南宋学坛独树一帜。不过，自朱熹做出刘屏山“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的解释性评价，后世学人便以之为“杂学”之书，鲜有深究者。上世纪80年代，陈来先生通过文本细读，明确认识到“《圣传论》不曾说释老亦得圣人之传，其禅学影响并不明显”（陈来《略论〈诸儒鸣道集〉》），只可惜像这样辨析精微的恳切之论，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首先，“圣道”的核心内涵究竟是什么？《圣传论》给出了不同凡响的新解说。

  唐代学人对“道”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仁”和“义”两个层面，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原道》）李翺亦称，“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圣人所由之道也”；“苟仁且义，则吾之道何所屈焉”。（李翱《答侯高第二书》）宋代鸿儒多沿袭此说，如张栻云：“大扺儒者之道，为仁之至、义之尽者。仁立则义存，义精，而后仁之体为无敝也。”（张栻《答朱元晦》）南宋心学名家袁燮也认为：“儒者之道，必尚仁义，必缓功利。”（袁燮《罗公行状》）然而，用“仁义”二字概括儒道毕竟有所局限。

  刘子翚深思远虑，以为“圣道”本身绝非固定不变，其丰富内涵是在古圣前贤的集体探索和不断积累中逐步形成的。上海图书馆藏宋端平中黄壮猷修补本《诸儒鸣道集》卷七〇所载《圣传论》之目曰：“尧舜（一）、禹（仁）、汤（学）、文王（力）、周公（谦牧）、孔子（生死）、颜子（复）、曾子（孝）、子思（中）、孟子（自得）。”刘子翚裔孙刘秉铎曾解释说：“至若《圣传论》十首，于尧舜则佩其精一，于神禹则服其仁民，于汤则见其日新不已，于文王则称其涵养力健，于周公则赞其谦光无逸，于孔子则叹其尽性践形，于颜子则慕其克复近易，于曾子则思其孝敬纯笃，于子思则企其时中阐道，于孟子则信其领会自得。”（程勋《刘氏传忠录续编》）很明显，在刘氏看来，所谓“圣道”乃是往哲前贤多元智慧汇集沉淀的完美结晶。

  四库本《屏山集》和《全宋文》卷四二五七收录《圣传论》十篇，将每位圣贤下所注小字悉数删除，殊不知原有小字不仅表明诸位圣贤对建立“道统”所做的贡献，更说明“圣道”内涵的形成绝非一人之功，而是众贤精究集思广益的结果。如尧舜下标注“一”，其意是说：“夫道，一而已。尧舜之心，不间乎此……《书》曰‘惟精惟一’，此相传之密旨也。”在刘氏看来，“一之所通，初无限量，敛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常变易。意形而自绝，思正而忽无。缓而不怠，急而不危，应而不随，受而不蓄”（刘子翚《圣传论》），乃是尧舜创立“圣道”时的自觉情状。如果说尧舜之“一”是“圣道”的初始基因，那么后继诸贤次第为功，不断扩充和完善“道”的哲学内涵，则是一个应然的过程。相对于朱熹的十六字心诀，《圣传论》固然不够简明，但彰显古代圣贤之个性，诠释智慧累积之轨迹，其学术建树绝不可小觑。

  其次，刘氏有关“圣道”传承方式的论述，别开生面，具有独特价值。

  从韩愈到“二程”，学者对“道统”授受过程的理解始终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原道》）的线形模式。甚者以为圣贤“不并生”，而是“一贤殁，一贤出，羽之翼之，垂诸无穷”。（孙复《上孔给事书》）然而，古圣先贤并非生死相接鱼贯而出者，他们之间的直接授受似乎不太可能。

  《圣传论》将“圣道”的传承方式描述为“口传而心受”，曰：“尧、舜、禹口传而心受也。三圣既没，斯道散于百家，荡于末流，匿于学者见闻之外数百年。汤出，引而归之，会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汤没，又散于百家，荡于末流，匿于学者见闻之外数百年。文王出，引而归之，会而通之，故纯一不已，仪刑万邦。文、武、周公口传而心受也。三圣又没，邪朋邪，诐翼诐，幅裂鼎沸，莫可谁何。孔子出焉，气足以压其声焰，量足以吞其区穴，排异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会，其言有曰：‘吾道一以贯之。’此祖述尧舜之妙也。”（刘子翚《圣传论·尧舜》）简言之，“圣道”的传承方式既有像尧、舜、禹和文、武、周公那样的“口传心授”，也有像汤、文王及孔子那样“引而归之，会而通之”，使其“纯一不已”的继承与发扬。这样的阐释在学理逻辑上似乎更为周延。

  刘氏以为“口传心授”的重点在于“诚”“虚”“克己”“致知”“恕”“敬”“静”“慎”等核心要素。由于“圣人标指，固非一途，前学以是流布，后学以是进修”，学者唯有“得之于心”，才能渐入“圣域”。此外，在他看来“深造以道”并不是“圣贤”的专利，“荜门圭窦，密契圣心。如相授受，政恐无世无之”。（刘子翚《圣传论·孟子》）这一说法不仅为“圣道”内涵的不断丰富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道统”谱系的不断延展给出了合理解释。

  再次，《圣传论》有关“道统”谱系的阐释既不同于韩愈，也不同于柳开、孙复、石介及陈襄，更有别于濂洛各家。其多元开放的姿态及学理阐释值得尊重。

  “道统”谱系的构建始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文备述尧、舜、禹、汤、周公、文、武及孔子创建“圣人之道”的艰难历程，以“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作结。韩愈继之，列孟子于“统系”之末，且曰：“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柳开自诩为“宋之夫子”（柳开《答臧丙第三书》），遂有意拉长谱系链条，以便能侧身其间，故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柳开《应责》）孙复、石介等人更倡其说，以为“其道基于伏羲，渐于神农，著于黄帝、尧、舜，章于禹、汤、文、武、周公”；自孔子殁，“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惟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孙复《上孔给事书》）绍兴鸿儒林之奇亦称：“得吾道之传者惟四人焉。孟轲醇乎醇，在所不必论。自孟子而下，则有荀卿、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此皆学者之尊敬以为仁义礼乐之主也。”（林之奇《扬子讲义序》）可以设想，此说影响有多么深远。

  随着“宋学”的兴起，自孟子以下的“圣贤”身份渐遭质疑。庆历时代，闽学先驱陈襄就声称：“孔子没，六经之道不明于世。诸儒驳杂之说，纶纷怪错，周环天下。”（《送章衡秀才序》）与之同时，张载也认为“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杨皆不能知”。（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司马光指责王通议论“不合于圣人”，谓“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更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邵氏闻见后录》）苏轼将李斯之罪归咎于荀卿，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苏轼《荀卿论》）复曰：“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苏轼《韩愈论》）王安石针对荀卿“尊尧舜周孔而非孟子”的问题，以为“后世之名，遂配孟子，则非所宜矣”；并比喻说：“今有人于此，杀其兄弟，戮其子孙，而能尽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则是岂得不为罪人耶？荀卿之尊尧舜周孔而非孟子，则亦近乎此矣。”（王安石《荀卿论上》）凡此种种，难以尽述。可以肯定的是，荀、扬、王、韩由此便不得不退出“道统”谱系。

  濂洛学派的“道统”观大别于韩愈等人。程颐谓其兄颢氏“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程颐《明道先生墓表》），功劳不啻孔孟。朱熹则称“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西山读书记·朱子传授》）最终建立了一个新道统。具体如黄榦所说：“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黄榦《朱先生行状》）随着理学的兴盛，此说也日渐深入人心，如李心传曰：“理学之说，隐然于唐虞三代之躬行，闿端于孔门洙泗之设教，推广于子思孟轲之讲明，驳杂于汉唐诸儒之论议，而复恢于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颐。”（李心传《道命录》）

  刘子翚生于道学鼎盛之际，但他依然尊重传统儒学的“统系”。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圣道”的传承“前乎尧舜，传有自来；后乎孔孟，传固不泯”。换言之，伏羲、神农、黄帝等往圣先贤虽无文字传世，但他们创立“圣道”的功绩不可磨灭。孟子之后能够“密契圣心，如相受授”者代不乏人，所谓“不得其传”的说法是“孤圣人之道，绝学者之志”，（刘子翚《圣传论·孟子》）断不可从。要之，刘氏所理解的“道统”谱系既非单线传承，更无陡然得“道”者。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陈寅恪《论韩愈》）唐宋学人有关“道统”的纷争亦可作如是观。刘子翚不惑旧说，创为新论，其思想智慧和学术勇气均值得尊重。

  （作者：张兴武，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