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文物“面诊、配药、做手术”

  【一线讲述】

  20世纪末，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就开始关注土遗址的保护工作。记得我刚到研究院不久，就跟随时任副院长李最雄和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王旭东考察玉门关及周边长城。当看到保存状况不佳，李先生面色凝重：“我们不能任凭这些遗产快速消失，得加快相关土质文物保护技术的研发。”回来后，王旭东老师就把玉门关遗址的抢险保护作为他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开展专题研究。

  前辈们对于文物事业的无限热爱和执着追求一直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整个团队不断成长进步。我刚来时，土遗址保护团队只有6个人，现在已发展成为50多人的大团队了。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研究院联合兰州大学、西北大学等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成功构建了我国土遗址保护基础理论，发明了系列保护加固材料，研发了一整套干旱环境下土遗址保护专用技术和装备，实现了土遗址保护科学化和规范化。

  随着国家长城资源调查的完成和对长城保护力度的加大，我们还组织编制了甘肃古浪、凉州、瓜州和敦煌四县市的长城保护加固方案，并予以实施。2011年，我们组织实施了甘肃最大的长城保护工程——嘉峪关长城墙体保护工程。据不完全统计，甘肃实施长城保护工程超过100项。

  从给文物“面诊、听诊”，到“做检查、确诊”，再到“配药、手术”，直到最后“复诊”，每接手一处文物，我们都要对它的病害情况进行系统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在保护工程完成后，还要定期对保护效果进行持续性评估。

  土质长城的露天保存和脆弱属性，决定了一次保护加固工程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需要通过日常巡查、保养维护，尽可能排除破坏长城遗址的诱发因素，避免遗址病害恶化。也就是说，小病大治，在预防性保护上下功夫。

  今天，嘉峪关、玉门关等重要遗址点已经建立了监测预警体系，为开展长城重点段落预防性保护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为保护好长城穷尽一切可能。

  项目团队：

  本报记者 张胜、耿建扩、陈元秋、张文攀、王建宏、宋喜群、王冰雅、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 邵金霞、刘思彤、徐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