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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危机陷入外交和军事僵局时，上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特别峰会提出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增加北约部队在波罗的海、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军事部署，增加北约成员国军费占各自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这个添油拱火的“三增”方案就是口口声声表示希望“找到和平方式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北约，为解决当下俄乌冲突开出的“药方”。
北约这一冷战遗产，依托相当数量的核武器及庞大的常规军事力量，成为当今世界唯一具有全球军事行动能力的军事组织，在国际安全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北约多年来固守排他性、绝对化与持续泛化等一系列错误安全观念，靠人为制造危机作为组织存续的合法性依据，无法为地区提供包容性的安全合作架构方案。2021年北约布鲁塞尔峰会，更是在事实上中国对任何北约成员国都不构成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诬称中国对北约造成“系统性挑战”。实践证明，北约正加速沦为地区与全球动荡之源。
过分强化集团安全，通过挑动战争、制造冲突，将北约内部团结与存在价值的维系建立在地区伤痕与无辜平民的血泪之上。
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正式成立。整个冷战时期，北约的根本目标始终是抗衡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但头号宿敌的消失与欧洲安全形势的剧变并没有使北约迎来“历史的终结”。
后冷战时代，北约一味强调“成员国的安全仍需受到联盟护卫”，固守排他性色彩极强的“自安全”与“集团安全”观念。这一超级军事集团不仅对世界和平没有发挥积极作用，相反，世界大部分冲突和紧张的局势都与它有关。美西方国家将北约的存续建立在侵犯南斯拉夫联盟主权、发动科索沃战争上，滥用反恐、保护人权等挑起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战争，也使北约进一步沦为进攻性军事集团。
冷战结束至今，北约先后通过三次“战略概念”更新。北约“战略概念”演变，理论上是从履行使命、扩展功能与吸纳成员等多维入手，推动北约变革转型。但现实后果却是，北约在失去全球制约力量后，渐进式地对外部危机进行干预合法化，将武装干涉他国内政、先发制人提升至战略层面，不断突破联合国安全底线。为维护组织存续，北约以本集团安全判断为导向干涉他国内政，对外军事行动次数与烈度显著增长。
日前，塞尔维亚民众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我们反对北约”大规模游行。23年前，1999年3月24日开始，北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南联盟进行了持续78天的大规模空袭。据塞尔维亚政府方面的不完全统计，空袭导致2500多人丧生，12500多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到数百亿美元。而“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在战火中不断突破欧洲-大西洋防区，向全球扩张。这些所谓的“反恐战争”令超过3800万人流离失所，造成中东等地区安全局势持续动荡，安全威胁外溢。
一味追求“绝对安全”，不顾俄罗斯合理安全关切，一再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成为引爆此次乌克兰危机的罪魁祸首。
20世纪5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学家约翰·赫茨对“安全困境”做出详细阐释，引发学术界关于安全对一个国家究竟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的广泛讨论。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倾向于认定安全只能是相对的。基辛格就曾据此指出，一国的绝对安全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世界强国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安全困境，进而破坏整个国际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曾长期致力于与西方关系的改善。从1994年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到1997年俄罗斯北约双方签署《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俄罗斯与北约基本实现磋商合作机制化。但北约作为冷战遗产固守绝对安全，从未正视俄罗斯的合理安全诉求，始终将俄罗斯置于欧洲安全体系之外。2020年，北约完成苏联解体后的第五次东扩，吸收北马其顿共和国为其第30个成员国，北约版图已从最初冷战时期的西欧、南欧和中欧，逐渐扩展到东欧、东南欧，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至黑海，形成对俄罗斯完整的战略遏制包围圈。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北约进一步无视俄罗斯与乌克兰历史、宗教的特殊联系，以及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长期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驻扎等国家安全现实需求，持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北约吸纳乌克兰成为“北约能力增强伙伴国”。乌克兰除未获得集体安全承诺外，在训练、指挥、后勤与情报等各方面已享有同北约成员国同等的待遇；北约多国在乌克兰领土建立多处秘密军事基地；北约在过去数年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等发动战争所需的各类军事技术装备。在其支持下，亚速营等新纳粹组织对乌东地区的俄族人赶尽杀绝，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流血事件，严重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一再触碰俄罗斯“战略红线”。
2021年4月，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时曾明确指出，一些国家不要把俄罗斯的谦逊当作软弱，如果谁敢越过俄罗斯的红线，烧毁甚至炸掉“桥梁”，俄方将采取不对等、迅速和强硬的回击。事实上，俄罗斯对北约追求绝对安全和严重损害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与安全环境的相关动向，不仅给予多次警告，更有向美国、北约提出举行安全保障谈判等政策尝试。2021年12月，俄罗斯同时提交《俄美安全保障条约》和《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协定》两份草案，提出要求北约放弃东扩，不接纳乌克兰加入；俄与北约不在可以打击到对方的区域部署中短程导弹等合理安全关切，但均遭到美国、北约的无视、拒绝。
前述背景最终导致2月24日，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刀兵相见。乌克兰问题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但正如乔治·凯南、基辛格与米尔斯海默等西方战略家曾因北约持续东扩，罔顾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而发出的危机预警，追根溯源，是美西方延续冷战思维，一味强调自身绝对安全，引爆了此次乌克兰危机。
日益醉心泛安全化理念，不断渲染中国在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对北约构成“安全威胁”，以此寻求北约新一轮战略转型与扩大。
北约此次召开紧急峰会，商讨乌克兰局势等问题。尽管乌克兰危机的是非曲直和发展脉络清楚，既非因中国而起，也难为中国所控，但在会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放话，北约领导人将在会上“用相当多时间谈论中国”，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刻意“碰瓷”中国，“敦促”中国不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
这不是北约第一次无端抹黑攻击中国，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但无论是“北约2030”改革报告将中国定位为北约新战略重点，还是2021年6月的北约领导人峰会公报声称中国造成“系统性挑战”，都标划出北约新一轮战略转型中渐趋明显的泛安全化倾向。当前，北约在中国对其盟国都不存在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仅凭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跻身欧洲某些领域产业链、供应链主导地位，就担心中国将侵蚀北约现有的军事技术优势与内部凝聚力；只因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欧等国经贸多领域合作等持续深化，中国投资的比雷埃夫斯港等基础设施项目就被质疑，被无端指责为“将削弱北约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等地区的作战能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在2021年北约外长会议公开表示，“无疑，北京（特别是在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强制行为威胁我们的集体安全和繁荣，损害国际体系规则，损害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共有的价值”。美国也在加快推动北约其他成员国同意修改作为战略总纲的北约“战略概念”，将应对中国的挑战纳入其中。北约作为传统军事联盟，存续的根本动力即对手和威胁。而在美国聚焦大国竞争进行全球战略调整的当下，北约这一美国霸权护持的重要工具，不断制造“泛安全化陷阱”，加速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继而协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趋向已昭然若揭。
安全观代表了一个国家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根本理解。安全观根植于一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经验判断，同时也是所涉国家对所欲维护的安全价值与安全利益的集中认定。在后冷战时代，随着“全球安全”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安全挑战，任何一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在国际合作而不是在对抗中实现，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面对眼下复杂难解的乌克兰危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法德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过程中多次表明，中国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在于欧洲长期积累的地区安全矛盾，治本之策是照顾有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
相较之下，长期奉行集团安全至上，并以绝对安全作为目标追求的北约，给地区与国际安全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无论承认与否，通过对乌克兰大量的军事情报与各类援助，以及对俄罗斯实施的系统性全方位严厉制裁，北约和美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俄乌冲突中的参与方。归根到底，美国和北约将其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视作延续北约“性命”的基础，并不愿看到俄乌通过谈判顺利化解危机和冲突，这正是当前乌克兰危机难以化解的关键所在。
（作者：丑则静，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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