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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09日 星期三

    以大山的方式理解森林

    ——关于“生态散文”的边界思考

    作者:刘军 《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09日 14版)

        湖南张家界武陵源群山云雾缭绕,树木葱茏。本报记者 刘江伟摄

        栗喉蜂虎在捕食。本报记者 周梦爽摄

      【生态文学面面观】

      一个概念若想具备学理性,那么其内涵、边界、外延需要拥有相对清晰的勘察和界定。“生态散文”在当代中国尚属于一个宽泛的概念,无论是在基本定义的归纳还是在具体作家作品的指认上,皆处于混沌期。对于一种思潮或者一种文学概念的确立过程而言,这也实属正常。

      近代以来,自然主义文学写作有两大传统。一个是北美自然主义写作传统。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到20世纪的缪尔、奥尔森,散文的形态呈现是主流。此外还有小说,其中包括杰克·伦敦、莫厄特、阿特伍德等作家的荒野主题或自然物象主题。北美自然主义写作中的散文序列,其核心支点在于一种生活方式的确立,呼唤荒野、顺从内心。另外一个是俄罗斯的自然写作传统。从早期的普希金、屠格涅夫,再到普里什文、马尔科夫、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等作家,形成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序列。在俄罗斯的自然写作传统里,诗歌、小说、散文齐头并进,每一文体里皆涌现出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俄罗斯自然主义主题创作的核心支点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作家倾心于自然人的塑造,而自然人的概念对应着天性的丰富和完整。

      欧美自然主义写作传统影响了中国的自然主义主题写作。更为关键的是,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关于生态文明的观念建设、生态思潮与生态行动齐头并进,展现出良好的态势。当下,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已经初露端倪,生态文学专栏、主题讨论、作品集发布、生态作品批评等不断涌现。艾平笔下的呼伦贝尔,傅菲笔下的南方山地与植物,王族、李娟笔下的阿勒泰,阿贝尔笔下的川西峡谷,丛晓伟的山林笔记,胡冬林笔下的长白山等等,皆有鲜明的主题指向,同时写作的剖面不断走向纵深。中国落差分明的地貌和物种的多样性,为自然主义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对象。

      自然主义写作下的散文系列,与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散文尚有出入。这一类型,可以归入生态散文的前形态,或者命名为前生态散文写作范式。生态散文没有必要画地为牢,将自然主义主题下的散文写作排斥在外,完全可以将之收纳其中,视为生态散文的必经阶段。如何理解生态散文?在我看来,“生态”作为前缀,构成了生态散文的关键词,即生态散文对作家主体提出了应然性内容。这意味着在进入生态散文写作之前,作家必须拥有生态自觉的观念。

      生态自觉包括几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敬畏生命的写作伦理的确立,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视角,生物圈观念下的生命共享主义和平等精神。因此,生态散文并非是在散文作品中强植生态主义观念,文学的形式有其独有的内容属性。一位散文作家一旦走向生态自觉,那么他笔下的叙述话语、场景、细节等,必然不同于惯常的强调个性化的经验叙述内容,而是呈现出不一样的生命气象,推动读者以大山的方式理解森林、以河流的方式理解水草、以泥土的方式理解蚯蚓,而非以人间视角俯瞰万物。

      生态自觉只是完成了生态散文写作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作家的田野经历。若缺少田野经历,最动人的感性细节就无法确立。生态观念提供的是大的原则和宗旨,而在每一个原则之下,生长着纷繁的枝条。华兹华斯说过:“一朵野花对我来说,能够唤起用眼泪也表达不出的那种深情。”真理既蕴藏在经典之中,也蕴藏在一朵野花开放的姿态之中。田野经历帮助作家找到观念与感性形式最佳的结合点。这个点位既有声情并茂的内容,又具备了观念敞开的功能,如同海德格尔所分析的凡·高笔下的农鞋。生态散文的内质其实就在于作家对“永恒在刹那间收藏”的把握与呈现。总之,生态自觉解决的是生态散文怎么写的问题,而田野经历则解决了生态散文写什么的问题,两者互为一体密不可分。

      第三步,生态散文的写作应该具备系列写作的纵深度。丰富的田野生活经历帮助作家建立专长与熟悉的园地。生态散文是一种知识和经验紧密结合的散文体式,经验赋予生态散文特有的笔力、个人化叙述、感染力,知识则赋予生态散文观念的指向和促成生态概念的构建。知识体系的建设,来自专题阅读和田野考察。美国作家奥尔森独居荒野之时,常常随身携带梭罗的《瓦尔登湖》,将之翻了又翻,直到翻烂为止。每一位生态散文作家都拥有自己的园地,卡森对农药、化学产品对土壤和海洋的伤害可谓烂熟于心,胡冬林对长白山微小生命系统的把握可能比专业学者还要完整。这些事例皆说明“自留地”对于生态作家的重要性。“自留地”需要深耕,如此才能够结晶出团块般的鲜明意象,而深耕离不开系列写作的托举。

      除了影响力之外,系列写作也会充实生态散文作家名实相符的内容。我在阅读当代散文作品的过程中,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即有一部分作家其实已经写出优秀的生态散文作品,但因为数量的问题,他们尚无法归入生态散文作家的范畴。浙江作家陆春祥曾写出《杂草的故事》《泥土去哪儿了》这样纯正的生态散文作品,但他把主要创作精力放在古典笔记的再创造再转化上。冯杰也创作了《北中原环保手记》,但其主要精力放在“北中原”乡土景观的营造上。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韩少功、张炜、刘亮程等作家的生态观比较突出,但在写作实践上是不是要归入生态散文作家,还需要展开严谨的辨析和论证。正是因为未顾及系列写作对生态作家的托举作用,因此在部分研究论文和批评文章中,还存在指认的混乱问题。因此,引入系列写作的标准,有利于生态散文写作边界的大致确立。

      (作者:刘军,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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