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又迟到了。我不着急。这于他是常态。况且,还有两人也在等他。
电梯响了,我们不由自主张望。他来了。白大褂,文质彬彬,风尘仆仆,一如既往。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从医35载,他荣誉加身,“全国医德楷模”“白求恩奖章”“最美医生”……疫情期间,他还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为人们介绍科学用眼知识的专家。在眼底病患者眼中,他是光明的守护者。
他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一秒,然后向我点一下头。
我跟他进了那间略显拥挤的办公室。两位同候者也赶紧跟了进来。
魏文斌刚坐定,其中一个立刻递上咖啡。“我不喝咖啡,谢谢。”
另一个忙不迭呈上一张纸,“我们有个大会,想请您当主席。”魏文斌定睛看了一下,“我不当主席,没时间。另请高明吧。”语气坚定得不容置疑,但还是笑面相迎。
接连碰壁的年轻人只得恭恭敬敬退出。
“还有个会诊。”他一边语带歉意望向我,一边打开电脑,一场远程会诊开始了。
采访魏文斌那天,他忙得忽略了午饭。早上八点出门诊,下午四点结束,看了约60位患者。他推掉了各种名目的会议,但拒绝不了患者渴求的目光。他们有的攥着其他医生写的小纸条,有的来复诊。无一例外,这些人的眼病都称得上“疑难杂症”。门诊结束,又是查房。直到五点,我们才有机会面对面聊起来。
办公室地上,各式“加餐”:两箱牛奶,两盒巧克力,一箱八宝粥,一盒点心。谁让他常常吃不上正餐呢?
已近耳顺之年的魏文斌还是常常被病人打动。2017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204位眼部恶性肿瘤患者聚集在北京同仁医院。他们展开一幅三米长的锦旗,就是为了表达对魏文斌和他的团队的感激。
“眼病患者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不辜负患者期待,与他们一同‘追光’。”魏文斌说。
——引言
在双目濒临失明的孩子眼中,0.03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线
孩子家长一定要做这个手术。“做了,即便孩子还是看不见,我们也算对得起他了。”
术前,魏文斌对孩子父亲说:“哪怕孩子有一只眼有一丝视力,我也不会给他做这个手术!”
“我看见你啦!”术后第三天,魏文斌轻轻为孩子打开纱布,孩子雀跃的表情让他一惊。做完检查,视力0.03。
“在旁人看来,0.03的视力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在双目濒临失明的孩子眼中,0.03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线。有了0.03的视力,孩子的人生道路也许会大不一样。”魏文斌说,不是只有1.5的视力才叫光明,哪怕是0.01的视力,也会给很多眼疾患者带来希望。
周二上午,是魏文斌出门诊的时间。迎接他的,是桌子上摞起来的五六十份病历。
十平方米的诊室时常挤满病人。对每位患者,魏文斌都会耐心解释药物的用法用量,虽然他已经写得很清楚。“有的患者文化水平不高,或年纪偏大。你不跟他们讲清楚,万一药物用法错了,后果很严重。”
门诊结束后,护士王晶雪发现,给魏文斌沏的那杯茶,又原封不动放在那儿。“再忙,您喝口水的工夫不能没有吧?”魏文斌说,水喝多了,去卫生间的次数就多了。一去一回就得耽误三五分钟,腾出这工夫,就能多看病人。对于挂不上号的病人来说,就有可能让他们少排一两宿队。
出门诊苦了膀胱。做手术则比较费脖子。眼底手术,医生需要头戴1.5斤重的眼底灯。一台手术下来,魏文斌的脖子往往僵硬得无法动弹。这时,助手就要及时给他按摩颈椎,他才能开始下一台手术。常年如此,他的颈椎比实际年龄要老二十多岁。
魏文斌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新近发生的视网膜脱离病人等候住院时间不能超过两周,病人住院等候手术时间不能超过三天。“那些千里迢迢赶来的患者和家属,少在北京待一天,就少一天的花费。”这也是他对团队医生的告诫。
魏文斌的心里有患者。患者也念着他的好。
一次,魏文斌腿摔骨折了。湖南的老张从护士王晶雪那里打听到消息后,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赶到同仁医院。将背篓卸下,是两条一尺多长的黑鱼。他嘱咐王晶雪,务必把他现捞的黑鱼交给魏大夫,让他补补身体。
5年前,老张第一次来同仁。他知道这里有全国最好的眼科,又听医院旁边包子铺的老板说,看疑难杂症得找魏文斌,但是他的号不好挂。
老张就跟着护士“闯”进了魏文斌的诊室。他想让魏文斌看看他儿子的眼睛。老家医院的医生都说要摘眼球,老张急得掉眼泪。同仁是他最后的希望。接过老张手中已经翻得掉页的病历本,魏文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做了一系列检查后,他说:“虽然现在还看不到肿瘤,但我初步诊断是肿瘤的前期症状。别太紧张,但一定不要大意,坚持定期复查。”
一切正如魏文斌的判断。在两年的密切随诊后,孩子的睫状体真的长出了肿瘤,魏文斌立刻安排了手术,效果很好。手术后老张每半年就带孩子找魏文斌复查,肿瘤没有转移。渐渐,一个素不相识的大夫,在老张心里成了放不下的亲人。
老张送鱼后第10天,魏文斌上班了。那几天的门诊比平时还要拥挤。有好多熟面孔,都是魏文斌的老病号。8点刚到,不知道谁说了声“魏大夫来了”,人们立刻围了过来。
大家焦急地往前涌,挤在前面的,看到拄着双拐、吃力行走的魏文斌,突然止住脚步,拦着后面的人,生怕把他挤倒。分诊台上,除了病历本,还有小米、鸡蛋,还有内蒙古的患者扛来的一麻袋自家种的土豆。好多人跟老张一样,不为看病,只为看看他们的恩人。
一位追光者的三个“十年”
距离肿瘤只有0.1mm了,肿瘤表面是视网膜血管,魏文斌正在将其与周围组织充分分离……
以往的手术公开日,魏文斌无须亲自上台,他的学生足可以做出一场无可挑剔的手术。2019年8月30日,他被科里的年轻人从幕后推到台前。这是同仁医院首次进行全球眼科手术直播。
眼球直径23mm,手术刀直径0.6mm,在角膜缘外1mm做切口分离肿瘤,既要切除肿瘤,又要保证患者视力。手术室外,世界各地的8886位医生在观看直播。此刻,魏文斌成为全球眼科同行的焦点。两小时后,肿瘤成功摘除,患者视力恢复到0.2。
后来,魏文斌收到一位外国年轻医生的邮件,信里写道:“我特别喜欢你做的手术,你在眼科干了多久?要练多久,才能到这个程度?”
这让魏文斌想起他的三个“十年”。
他刚做医生时,手术录像极少,一个医院也只有几台手术显微镜。魏文斌不仅找各种机会看身边大师们的手术,还跑到全国各地的医院拜访名医,观摩手术。上海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王文吉和陈钦元教授,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张皙和吴乃川教授,都曾热情邀请魏文斌观看手术;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他第一次看到吴启崇教授在直接检眼镜下做巩膜扣带手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白天只要手术室一开门,魏文斌就会进去,从早上站到晚上,直到手术室关门,他缓缓抬头,转了转僵硬的脖颈,才觉察到真累了。
他也遇到过个别专家,真不让年轻大夫看,手艺绝不外传。“本来费了老鼻子劲儿联系年轻大夫进手术室,可到了一看,这位教授今天停手术。白跑了。”他不甘心,下次不打招呼直接进,结果主刀教授立刻把手术停了。“医生应该是包容的,我的手术,任何医生都可以来观摩。”魏文斌说。
这是他“勤学艺”的十年。
1995年,魏文斌在法国学习时,学到了一个白内障术后疑难问题的解决办法。从法国回来不久,他遇到了同样的病例——当主任让他负责病人时,他竟有一丝窃喜:“我有办法,我在国外学了一招!”手术该怎么做?哪儿可以放灌注?哪儿做切开放血?什么时候做玻璃体切除?魏文斌给了病人一个惊喜。
1998年,在第二届中华医学会眼科中青年医师大会的优秀论文擂台赛上,魏文斌题为《脉络膜上腔出血的手术处理》的论文获得优秀论文一等奖第一名。
为了探寻眼底肿瘤的奥秘,魏文斌恨不得钻进眼球内从睫状体后面一探究竟。每切除一例眼肿瘤,魏文斌首先要搞清肿瘤病理。他细数着曾在他手上经历过的罕见肿瘤:脉络膜平滑肌瘤、脉络膜畸胎瘤、视网膜的色素上皮肿瘤、脉络膜神经鞘瘤、脉络膜神经纤维瘤、错构瘤……视网膜色素上皮肿瘤,教科书上介绍的都甚少,可魏文斌已经局部切除病理证实了27个病例。
“那是真着迷啊!”他不禁感叹着,“着迷以后,遇到问题时你才会去想尽办法。”
这是他“真着迷”的十年。
做医生愈久,魏文斌愈发现,即使他和同事经常无休止地加号、没日没夜地出门诊、做手术,对于全国的眼科医疗需求而言,依然杯水车薪。
“只有在全国培养更多的眼科医生,才能解决看病难的根本问题。”为了把同仁医院的经验传播给更多的基层医生,多年来,他将工作的经验、体会进行总结、整理,主编了29部专著。
“魏老师,终于见到您了。我读过您写的书。”2014年,魏文斌和同事们去贵州毕节做公益扶贫项目,有位医生一边热情地说,一边拿出一本《同仁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手册》,书中记录了魏文斌几十年做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的经验。
曾经有人对魏文斌办学习班表示不解。“你把人家都教会了,你吃什么?”
魏文斌笑了笑。把手艺当成自家宝贝秘不示人,那是旧时代医生的思想。掌握技术的人越多,得到规范治疗的病人就越多,怎么能只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呢。魏文斌想,况且,要把自己钻研几十年积累的医术全学会,也并非易事。
最近十年,他组织同仁眼科讲师团专门到边远地区为当地医务人员授课,“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讲什么。需要开展哪些手术,马上对口安排。”现在,在同仁医院的重点专科医联体中,全国各地医院累计已达100多家。
魏文斌难以忘记同仁眼科前辈的教诲。他还记得,一次张淑芳教授出门诊,看到一例ICE综合征(虹膜角膜内皮综合征),她“蛙泳”般穿过拥挤的眼科门诊,来到魏文斌身旁,“小魏,这个病你没见过,你仔细看一下。”魏文斌因此记住了ICE综合征。“如果一个人走完一生,还把你的技术也带到棺材里去,那是没意义的。”
这是“再传承”的十年。
“造福盲人,让光明充满人间”
2014年初,北京同仁张晓楼眼科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这是北京市第一家眼科公益基金会,以国际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的名字命名。
60多年前,张晓楼与著名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合作,在国际上首次用鸡胚分离培养沙眼衣原体成功,震撼了世界眼科学界和微生物界。他与同事一起率先把利福平应用于沙眼治疗,让沙眼这个流行几千年、致盲率极高的难治性眼病终于搞清了致病原因,也有了解决办法。在研究中,张晓楼还与汤飞凡冒着失明的风险,将沙眼病原体接种到自己的眼睛里做验证试验。
晚年时,张晓楼看到我国众多因角膜病失明的患者对眼角膜的迫切需要,积极倡导建立死后志愿捐献眼角膜的眼库,1990年6月12日,北京同仁眼库成立,张晓楼实现了夙愿,强撑病体为眼库题字:“造福盲人,让光明充满人间。”
3个月后,这位奉献半个世纪的国际著名眼科专家去世了。当时有媒体报道,他的同事和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强忍悲痛,遵照他的遗愿,取下了他的角膜,移植到了北京顺义化肥厂、义利食品厂两位患者的眼睛上。为张晓楼取下眼角膜的同事和学生,正是年轻的眼科医生魏文斌。
同仁眼科,正是有像张晓楼这样一大批闪亮的名字,让追光的事业代不乏人。
1952年,郑邦和在国内首先开展角膜移植手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秀英在实验室证实利福平杀灭衣原体作用,并首先应用于临床治疗;王光璐在国内率先开展眼底病激光手术治疗,并开展了眼底荧光造影技术;傅守静等在国内率先开始使用双目间接眼底镜。80年代刘磊、张淑芳在国内首先开展了显微镜下青光眼小梁切除术。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北京市眼科研究所为世界卫生组织在我国的防盲合作中心;同仁眼科开始施行人工晶体植入术,采用激光治疗早期闭角型青光眼和青少年白内障……
黑暗中修炼光明,再让光明照亮黑暗
成立第一年,作为基金会秘书长,魏文斌就带领包括青光眼、眼底、角膜、眼外伤等专业的19位专家深入西部偏远地区,帮助当地医生提高眼科专业水平。
多年来,基金会不间断组织眼科专家走入老少边穷地区,关爱留守儿童眼健康,开展眼病筛查,为青少年验光配镜,针对基层常见病和多发病,给基层医生进行系统授课培训。“在基金会帮助下,西藏眼科医生从20多名增加到70多名,能力得到极大提升。”魏文斌说。
有一次,魏文斌带团队来到云南的学校为学生筛查视力。临走时,班主任突然想起班上有个学习优异的孩子,总是把脸贴在书上看。团队医生王聪在检查仪器下发现,孩子的两眼裸眼视力只有0.04、0.02,根本没有合适的眼镜让他矫正视力。临走,王聪悄悄给他留下了300块钱,建议他来北京进一步检查。
在北京,魏文斌团队医生为他配了高度数助视器,戴上后,眼前的字迹清晰了,走路再也不用弓着腰,他终于可以挺起胸脯了。时隔多年,现在,坐在大学图书馆里的少年仍能回忆起第一次见到魏文斌团队医生时的感觉,“遇到高人了”。
20年前,张红言第一次参加扶贫工作时还是个年轻大夫。在西藏日喀则市,她协助老大夫给病人做手术的手术室是检查室改造的,手术床是两张检查床拼凑的,窗户要用窗帘挡上,屋外刮大风,屋内刮小风,几天时间他们做了上百例手术。
20年后,张红言作为医疗队主刀医生再次进藏。她发现,藏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标准的外科手术大楼,层流手术间里有两台显微镜,一台蔡司、一台徕卡,这让张红言很吃惊,“很多东西都不用从北京再带了”。但她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设备虽然是顶级的,但医生都不会使用。
西藏的高血压糖尿病病人较多,随之带来的眼病问题也多。2017年,魏文斌带着从北京托运去的仪器设备在西藏开展微创玻璃体手术,机器娇贵,每次托运要很费事,2019年,魏文斌协调设备公司为西藏地区捐赠了第一台价值300万元的微创玻璃体设备。
后来这台设备帮了大忙。那年,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眼科中心大楼盖了起来,科室内眼科医生越来越多,医生不仅可以用顶级设备做手术,还能帮助大部分眼科疾患在藏区解决问题。魏文斌带领团队编写了各种诊疗常规和治疗指南,巴掌大的书,随时就能翻开看看,这些书被送往基层医生的桌前,作为他们临床治疗的指南。
“高度近视为什么会导致视网膜脱落?”“为什么糖尿病会导致失明?”“为什么视网膜脱落前眼前会有飞蚊和闪电影?”这几年,魏文斌团队做了不少公益科普。一次一位患者听了讲座后对应症状去医院一查,在眼底发现了裂孔,避免了视网膜脱离。
魏文斌办了十几期玻璃体手术学习班,他发现,很多人不爱提问,往往听完课就结束了。后来,他改变了策略,每次讲座后让学员写纸条提问,最多的一次收到100多张,每个纸条上有三四个问题。讲课一小时,回答问题竟要三小时,“一天下来,都失声了”。
一次,魏文斌在兰州讲学时,听课的人群中有一位80岁的老人。魏文斌从早9点讲到晚5点,老医生也从早9点听到晚5点,一丝不苟记笔记。他两次到西宁讲学,这位老人都跟到西宁。同年,魏文斌的一本眼底病学新著出版了,他恭恭敬敬签上自己的名字,给这位年逾古稀仍扎根基层的老医生寄了过去。
追光者自身也是温暖的发光体。魏文斌常说:“眼科医生,就是要在黑暗中修炼光明,把光明带给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眼病患者们。他们,是真正的追光者。”
(作者:李琭璐,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