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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朱雷老师将近40年了，跟随他学习也已经20多年了。朱老师生病住院后，我两次专程到武汉看望他。7月18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纪念唐长孺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又与先生见面。当日，先生的精神状态还不错，早上8点多就被家人送到了会场，直到晚上8点多才离开。真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后，8月10日凌晨1点40分，先生竟永远离开了我们。
学人小传
朱雷，浙江海盐人，1937年5月出生于上海，2021年8月在武汉去世。历史学家。1955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1959年考取史学家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曾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参与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著有《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等。
烈士后代，唐门弟子
朱雷老师的籍贯是浙江海盐，1937年5月出生在上海。他的父母都是老党员。他的父亲朱宗彬，生于1913年，曾就读于东吴大学、北平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朱宗彬15岁时就参加进步活动，从事宣传工作，1932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刘群为笔名，撰写了《告彷徨中的中国青年》《中国在统一中》《战时的宣传工作》等论著。1937年9月，他参加抗日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到常州、镇江一带演出宣传，在常州感染白喉，不幸病逝，年仅24岁。朱宗彬去世后，章乃器在上海《救亡日报》发表了《听到了刘群的死耗》（1937年10月5日第37号）。莫洛（马骅）在《陨落的星辰》中写道：“刘群确是个有天才的、有远大前程的青年文化工作者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朱宗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作为烈士子女，朱雷老师每月会领20元的抚恤金，后来条件稍微好些后，他主动放弃了抚恤金。
朱雷老师的母亲朱涵珠，四川江安县人，是辛亥革命烈士朱山的女儿。朱宗彬、朱涵珠是北平大学法学院同学，也都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朱宗彬去世时，朱雷老师出生才4个月，母亲带着襁褓中的孩子，一边逃难，一边寻找组织。抗战期间，朱涵珠接受邓颖超的领导，在武汉筹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还担任武汉孤儿院的院长，以保育工作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武汉孤儿院是当时中共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朱涵珠营救过被捕的地下党员。这时的朱雷老师，还是小孩子，不引人注意，就像电影《鸡毛信》中的儿童团小队员一样，经常帮地下党送信。
朱雷老师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烈士的孩子，在母亲的熏陶下，养成了坚强、正直、无私、不随波逐流的品格。
1955年，朱雷老师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59年大学毕业后又考取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跟随唐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唐先生创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今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从此，他一直在武汉大学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朱老师初入大学时，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比较关注，阅读了朱芳圃的《甲骨学商事篇》、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述林》等学术论著，“但听了唐长孺教授的魏晋隋唐史的课，还看了他的文章，就转向3—9世纪史的研究。在看了唐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后，不管当时看懂了多少，我却深深喜欢上了这段历史。”
1958年秋，朱老师大学四年级时，武汉大学开始了“教育革命”。作为班长，此时的朱雷老师以为可以在课程设置、讲授内容及方法上做些改革。在讨论中，有些同学说要批倒搞臭王国维、陈寅恪、唐长孺，朱雷老师忍不住说，我没有你们那样大的志向，如果这辈子能读懂他们的著作，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还有更多其他“不合时宜”的观点，这样他就成了“大白旗”被批判了。在专用的大批判教室内，在宿舍周边的墙上，都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小字报，最后班长职务也被罢免了。
1960年年初，学校组织批判陈寅恪的史学观点，就是要影射唐长孺。朱雷老师是唐先生的研究生，有人动员他参加批判，朱老师说，我根本没有读懂他们的论著，怎么有能力批判？后来，又有人让朱老师批判石泉先生，他说，石先生的东西我没有读过，更没有资格。主事者就提示，石泉的曾祖刘瑞芬，出自淮军系统，早年还做过淮军的粮台，而淮军又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想让他从家庭出身上找原因，朱老师还是拒绝了。
老干部陈沂是朱雷老师父母在北平大学的同班同学，也做过党的地下工作。“文革”中，陈沂受到批判，被造反派拘押。朱老师了解这位长辈的历史和他对革命的贡献，就积极奔走，希望能为陈沂翻案，自己却因此被下放到襄阳农场劳动改造。陈沂的子女说，朱雷老师“为陈沂平反追求真理奔波了几乎大半个中国”，“在最艰难的时刻，他给了我们温暖和希望”。
经历了风风雨雨，朱老师遭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一直没有丢失。
在学术界，朱老师也一直以为人正派而著称。他长期担任系、校学位、职称、学术评审工作，始终能够坚持原则，主持公道。朱老师从1988年开始就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1989年担任国家教委（教育部）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随后又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1993年还担任了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也担任过几次国家教委（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的历史组组长或副组长。在所有的评审工作中，朱老师都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特别注重学风及学术道德，不仅在海内外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得到了相关机构的敬重。21世纪以来，年龄较大的成员一般不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的评审专家，但在中国历史组保留了4位德高望重、公正公平的老年评审专家，朱老师就是北京以外唯一的一位。
精研晋唐，学跨文史
朱老师为学严谨踏实、一丝不苟，而且富于创新精神，这是学界的共识。
他长期致力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从1974年开始，作为国家文物局“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主要成员和唐长孺先生的学术助手，他多次赴新疆、北京等地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协助唐先生对8000多份古文书断片逐一进行登录、拼合、释文、定名、断代。朱老师还负责撰写了整理录文细则、出土文书之墓葬说明等，为文书整理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整理工作中体现出的文献功底、学术水平和敬业精神，受到唐长孺先生及学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在整理文书的同时，朱老师还围绕敦煌吐鲁番文书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撰写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从中可以看到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宿白先生在一本内部发行的考古学教材中提到，北大图书馆藏有北凉赀簿，这一信息随即引起朱老师的注意。他在宿白先生的帮助下，到北大图书馆查看了原件，结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同组文书，考证其为《北凉高昌郡高昌县都乡孝敬里赀簿》，于1980年发表了《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学术界认为，这篇优秀的研究成果“正在改变着国内外籍账研究的面貌”，“大大推进了十六国时期的田亩赋役制度研究，也为后来吐鲁番文书的整理，提供了一份标本性的文书”。
敦煌文献中有一件奴婢马匹价目的残件，其中将奴婢与马匹放在一起，而奴婢又有“家生”和“蕃奴”的区别，并被写入“时价簿”中。朱老师的《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考》，利用出土文书和传世文献，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后提出，奴婢不仅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与牛马等畜产为伍，而且其价格还没有一匹马高，可见奴婢地位之低下。姜伯勤先生指出：“从作者为本件残纸所作正确定名中，可以看见作者对唐代公文制度和典制的纯熟修养。本文是近年敦煌‘市’‘行’组织研究方面的一篇力作。”
1983年8月，朱老师与唐长孺教授一起应邀出席了在日本京都、东京召开的第31届亚洲、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该文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初次发现的六世纪麹氏高昌的私属“作人”，认为他们是被当作财产，可以继承、买卖的，但却有着某种程度不同的私有经济活动，除了主人外，高昌政权也直接对“作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赋役剥削。有学者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创见，即指出高昌私属作人与南朝宋齐的‘十夫客’相似”，“由于作者找出了上述两种身份的相似性，将会促进今后对此一类型中古依附身份奥秘的进一步揭示”。其结论为中日学者在有关论著中多次引用。
《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一文，则别开生面，将文学作品中的“赋”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其研究方法和结论都得到了学界的肯定，认为其“赋文与史籍互证，探讨了文学作品《燕子赋》前后迥异、改写的变化，源于实际括逃政策的变化”，“朱雷同志对《燕子赋》的精心分析，生动形象地揭示了武则天与玄宗括户政策的变化，很有说服力”。
除了这篇文章，朱老师还在多篇文章中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将变文、话本等文学作品与历史研究有机结合，开创了敦煌变文与晋唐历史研究的新局面，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辨疑》《〈捉季布传文〉〈庐山远公话〉〈董永变文〉诸篇辨疑》《〈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破魔变〉诸篇辨疑》等。学界认为，这些系列论文“对敦煌变文做历史学考察，发掘出其中有关历史的资料，别开生面”，“突破了旧有变文研究的方法，有开创意义”。
朱老师的论文，可以说每篇都是精品，既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又有极强的思辨能力，经过大浪淘沙，三四十年以后，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是研究相关问题无法绕开的学术成果。我在给朱老师编辑论文集时曾感慨：有的学者的论著，如果我有资料或从事相关研究，也能取得大体同样的成绩；有的学者的论著，就是给我相关的资料，我也从事相关的研究，还是无法企及，达不到那样的水平。朱老师的论著就是我无法企及的。
朱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坚持真理、正直无私的精神还在，他严谨踏实、一丝不苟并富于创新精神的学问还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的。
（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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