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第一篇古文,是《陈情表》。
那时候,我还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我二哥念初中,好读书,在乡上买了本《古文观止》。寒假里,大雪盈野,土地被雪盖了,农活也被雪盖了,二哥便拿着书,钻进院坝边新修的空房里,不喊吃饭就不出来,出来时必冻得躬肩缩背,脸色青紫。如此十余天后,书变重了——满本都是红色的批注。腊月三十天,父亲和兄弟姐妹上邻院看车车灯去了,我和二哥都不爱热闹,兄弟俩坐在火塘边,他把书取来,挑一篇念给我听。念的是《陈情表》。我听不懂内容,但闻到了旧香。语言的美,是美到嗅觉里的。念了,二哥又背诵,很是自得。当他逐句讲解,自得的心淡了。那是一个没下雪却打着黑霜的冬日。
“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这句话给予我的宽慰,至今想来,还心生颤栗。我五岁多,母亲就去世了。家里的天,是母亲顶着的,父亲也要听母亲的,母亲去世,天就塌了。在对未来的惊恐中,我常躲到屋后的林子里,窥视村里小孩跟在各自的母亲身后,从田间地头走过,一递一声地叫“妈”。为啥他们都有妈,唯独我没有?我的妈是一个土堆,冰冷而臃肿,摸上去是粗糙的颗粒。再摸,还是。找不到答案,疑惑就凝结为痛楚。我认为自己是世上最悲苦的人。然而,李密,《陈情表》的作者,半岁就死了父亲,到四岁,母亲改嫁。死别和生离,小小年纪,他就尝透了。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关于痛苦的教育。
痛苦不是你一个人的。
当痛苦降临,无力除去,便逃脱,不能逃脱,便忍受——岂止忍受,还要担荷。如此,胸襟就撑出别样天地。后读杜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门,那窗,是打开的,打开后就看到万千气象:众生之苦里,蕴含着无限生机。杜诗让我更深地理解了《陈情表》对我的意义。
在我心里,李密始终是个孩子。到他写《陈情表》时,已44岁,可依然是个孩子。这感觉真没有错。李密以孝闻名,《陈情表》以孝动人,“孝”字在甲骨文里就有,是汉字的母字,“老”之下一“子”,“子”紧贴“老”,代表晚辈对老人的扶持。李密对祖母,侍奉汤药,“未曾废离”,是一辈子的孩子。
李密是哪里人,我并不关心。人情相类,普天同理。但如果突然撞到他的家乡去了呢?那便是故人重逢。认识作家,无须相见,读了他的作品,就算认识了。帕慕克在街头碰见一个女人,那女人说,我早就认识你了,我读过你的全部作品。作品是作家的内在星空,读过,就不仅认识,还是熟识。我和李密认识的年头,该和他写《陈情表》时的岁数差不多吧?这是货真价实的老友了。因此,来到川西彭山,得知他是彭山保胜乡人,欢喜心如风拂柳。也不是激动,只是心里一亮。是烛光的那种亮,外面的世界退去,只照见两人和两人的秘密。
彭山县属眉山市,眉山有苏东坡,这奠定了一种美,也奠定了一种温度和好整以暇的气质。东坡的厉害,在于个性强却又通达人情,活得诗性,且能用细节之绚烂抵抗人生之大灾。比较起来,李密就过得太苦了。身苦,心也苦。不过,一国一族,总有些人是要受苦的,他们在贫苦、辛苦和苦厄中,参悟生命,自觉承担,缔造出源头性的文化因子。自汉武帝始,孝由家庭伦理延伸至社会和政治伦理,到李密写《陈情表》时的晋武帝,更是强力推行这种伦理,以孝命名的村社山水,由此遍布国中。当孝成为准则,就成了孝道。孝道是个延展概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家,到两家,到三家,到千万家,如此升华为价值观和对共同体的认同。在这方面,李密是作了很大贡献的。
仲秋时节,雨气蒙蒙,而眼前身后,光影婆娑,整个彭山,如起伏的园林,低处大河奔流,高处竹木葱翠。李密故居在保胜乡龙安村,倾斜的坡地上,村道、房子错落有致,干净整洁,左面崖壁,刻满字画,都与李密有关。我并不十分在意这些,只悉心察看当地百姓的脸,都安宁祥和。从他们脸上,我看到两个字:充实。人只有在对他人的同情、理解和关照中,才能内心丰盈,从而迈过自我隔绝和自我枯萎的“现代化陷阱”。由此扩展,家庭伦理便成为家国伦理、万物伦理,人也因此走出小我,成为大写的人。
彭山是个孕育传说的地方,远近闻名的彭祖,活了将近800岁,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突破局限的表达。传说还是一种想象力,是深具可能性的预言,比如张献忠沉银地,多年来也是传说,但考古将传说变成了历史——曾经的事实:沉银处就在彭山江口镇河段,而今已发掘出5万多件文物。一个生长传说的地方,定有传奇的精神在,这传奇的精神,既是勇猛精进,也是笃定持守。在我看来,李密是彭山最大的传奇。他用真实书写了传奇。在李密的时代,孝已可归为传统文化,他以对传统的尊重和身体力行,以一篇《陈情表》,既感动了晋武帝,也感动了苏东坡,还感动了后世的我以及亿万国人。从文学角度,陈情与感动,是文学的根,《陈情表》根深而叶茂,因此成为千古名篇。
李密写这篇表文,背景复杂,但我不愿深究。有时候,深刻是无趣的,苏格拉底和孔子都很有趣,但我们往往把他们阐释得无趣。据李密后来的表现,他当时“辞不就职”,确实就因祖母需要他。说得多了,反而遮蔽甚至玷污了他的这片真心。我还注意到,李密是谯周的弟子,谯周乃蜀中大儒,刘禅投降,是谯周的建议和策划,对此,他的另一弟子——《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书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一邦蒙赖,周之谋也”。我认为陈寿置评是妥帖公允的,统一乃大势所趋,不该再让百姓受涂炭之苦。我相信,李密和陈寿是相同的看法。
(作者:罗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