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农民伺候土地一样勤恳劳作

    不同地域的农民在信息时代有着怎样的精神面相？新时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姿态？这需要作家深入农村生活，具备责任心、恒心和信心，倾力聆听时代的心声，克服浮躁风气，尽心竭力捕捉艺术形象。这或许可以从近来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的经验与不足之中获得启发。

以艺术手法反映农村风貌

    作为信息时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之一，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呼唤作者在关系民生大计的脱贫攻坚公共经验面前，既自觉承续百年乡土文学的写作传统，又结合信息时代的特征，审视农村现状，反映农民心声，以文学方式记录农民作为信息时代的历史主体在物质、精神方面的脱贫故事，用心淬炼精品，塑造艺术形象，以文学的独特影响力铸魂立人。

    近来，一批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从文学角度描摹新时代的农村巨变。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描写刘书雷被下派到闽省岚岛，处理蓝港村搬迁问题。作品通过保护与开发的细节描写，反映出脱贫攻坚中乡村建设取得的成绩，同时关注乡土文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国红》用平行手法刻画辽西柳城村扶贫干部群像，充分关注有文化、有思想的农村新人，他们齐心协力，破解了发展困局，改变了柳城村的旧貌，携手向着美好的未来迈进。

    在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中，年轻女干部吴小嵩到鲁东南的楷坡镇参与扶贫工作。其间她遭遇精神上的“水土不服”，以及与纨绔子弟的婚姻破裂等问题。但她仍旧不忘初心，奋发有力，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小说围绕脱贫工作兼顾考古、渔业振兴、旅游开发等，故事显得丰富、饱满。

    四川的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成绩不俗。贺享雍的长篇小说《天大地大》里，贺家湾第一书记乔燕一家三代都从事扶贫工作，她也由稚嫩到成熟。贺波是新生的代表和希望，贺世银是传统农民的代表，贺勤、吴芙蓉给扶贫工作带来挑战，他们的脱贫诉求各不相同。在林雪儿的《北京到马边有多远》中，繁荣现代的北京和偏僻荒凉的雪鹤村，由扶贫干部林修串联了起来。北京、雪鹤村、《万物的签名》形成三方对话的格局。唐俊高的《一湖丘壑》写的是茆寮从茆家湾走出后，牢记乡恩，欲以产业带动家乡的发展。小说围绕开展鱼塘工程、修建乡村公路等情节，展现出当下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和村民的思想变化。

    近年来的脱贫攻坚题材小说除了长篇，还有不少中短篇作品。谷运龙的《几世花红》中，马俊是桃花寨的有为青年，在扶贫家乡过程中遭遇工业污染与环境保护的难题。为改善生态环境，马俊欲将桃花寨打造为生态旅游品牌。作品探讨了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所遭遇的挑战。李司平的《猪嗷嗷叫》围绕扶贫干部李发康给贫困户李发顺的一头扶贫母猪展开，经历失猪找猪、玉旺被打失踪、玉旺和母猪一同回来、最后又离家出走的过程，体现了扶贫工作的不易和农村生活的繁杂。韩永明的《酒是个鬼》写了因嗜酒如命的老埙被派到乡下扶贫，在与酒鬼贫困户石头的交往中，老埙的人生因扶贫和戒酒而经历了心理上的转变与升华。

    这些取材于东南、东北、中原、西南等地的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描绘出脱贫攻坚的显著成绩，写出了农村新人新事与美好未来，同时也没有回避农村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作者通过蓝港村、柳城村、楷坡镇、桃花寨等窗口，剖析农村发展与农民脱贫、原有乡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强调“扶心树人”的紧要性。通过这些小说塑造的人物言行，我们得以近距离接触当下农村的各种问题与诉求，反映出当代农村的丰富与复杂。他们在脱贫攻坚中甘于奉献，功不可没，改变着农村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通过作品也可以体会到作家对扶贫现实和农村问题的高度责任感，流露出对创作新时代农村题材佳作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注重人物的刻画，在他们的笔下，一些农村创业者拥有执着的创业精神，勇于克服困难，向往美好生活，代表着未来的希望。

    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有着建设当代农村人文精神和道德精神、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美好愿景。它致力于把历史镜像转换为时代审美，要求真实性、文学性相结合。蓝港村、柳城村、楷坡镇、桃花寨等原乡之地只是中国数以万计村寨中的微小场域，是庞杂丰富的中国经验中尚待继续努力的环节。它记录着时代的动作和表情，蕴含着人们共同的经验和记忆。蓝港村、桃花寨等地的构想，彰显出作家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经验。生活于此地的村民，在物质、精神上的突围，展示出作家兼顾历史时空和现实生活的努力。

以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讲好故事

    不过，稍感遗憾的是，这些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中，农民形象的信息时代特征总体上仍然面目模糊。一些作品虽然进退有度，却一定程度上缺乏强大感染力。作家的笔触，应该更多地反映出信息时代农民的精神底色与思想动态。作家有必要以更高的责任感，进一步深入生活，贴近历史，正视现实，以为时代存照、为人民抒怀的担当和品格，淬炼出满足人民审美和时代需要的精品。

    精品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作家具有发现时代要旨的火眼金睛，以及百炼成钢的信心和恒心。鲁迅曾经呼吁：“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他的本意在于科学小说所包孕的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能更精准地穿透就事论事的表层，抵达问题本质，符合其时的现实语境和公众需求。鲁迅的写作始终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他运用科学思维、理性精神来讲述中国故事，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风景。

    路遥的《人生》塑造出西北黄土地上乃至中国农村的一个青年典型。在结尾处，高加林面对德顺爷爷双膝跪地、情真意切地恸哭，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也升华了高加林的精神境界。正是在跪拜德顺爷爷这条“根”的前提下，才延伸出《平凡的世界》中的“并蒂莲”：孙少平和孙少安。《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影响不凡，就在于路遥依据科学理性的判断，独具慧眼地辨识出世界化浪潮中，社会转型之际城乡差异这一问题的重大性和必要性。路遥对农村题材的坚持和社会转型、西北传统文化、深度思维等相互滋养，最终彼此成就。

    小说创作需要长时间来沉淀，我们需要抱有耐心和信心。有理由相信作家能创作出信息时代农村题材小说精品，不仅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农村题材小说传统的深厚积累，更在于小说可以与时俱进地阐释时代的丰富变化。期待作家在创作中提升科学思维、理性精神和知识素养，同时扎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信息时代语境，把握当下农村的深层问题，依托作品的艺术追求实现精神的返乡。当然，作家需要对农民和创作拥有持续的热忱，像农民伺候土地一样勤恳劳作，洞悉时代风潮。只有作家与农民、时代相互滋养，作品才可能切实地温润读者的心灵。

    （作者：李斌，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普洱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