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时代土壤的洗礼，才能生发出真实的情感

    在鲁顺民、杨遥、陈克海创作《掷地有声：山西第一书记故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之前，其实还写有一本书，叫《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同样是讲述扶贫故事，同样在山西，故事的重心却有所转移。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战决胜阶段，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正在乡村的土地上“攻坚堡垒”。他们不是简单地参与，而是深度地建构；他们不是外来的帮扶者，而是村庄这个乡村社会基本细胞的内容生产者和组织者。这种角色的转换，没有明晰的物理边界，存在于越来越扎实、细致、精准的扶贫日常中。

    对山西扶贫日常的书写和见证，对新一轮脱贫攻坚实效的打量与记录，对宏大历史进程中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凝视，对消除贫困的承诺从国家到基层村庄落实现状的经验梳理，是“掷地有声”系列的写作动因。然而，当“第一书记”的群像携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呼吸款款走来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的“色彩”将格外浓重，因为在它的底部又添了一重主题，那就是信心。

    信心不只是“很重要”，而是“绝对重要”。在农村，特别是农村的贫困地区，好政策、好点子、好计划、好办法固然是奠定信心的基石，但让信心转变为巨大持久的力量和勇气，还需要内生性的中介。既是中介，何以内生？这就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具体形象，便首先定格在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他们是历史和现实双重选择的结果，集身份、信念、责任、组织、施行等诸多职能于一身，他们怎样行动，行动的方向和力度如何，将直接决定脱贫攻坚战略降落在地面上的质量。所以，他们必得沉入村庄，与村庄建立肉体和心灵的共同体。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山西第一书记故事”蓬勃生长起来，展开并延续着它作为“信史”的独特价值。这当然不是一部好人好事报告集。鲁顺民们在这本书里东奔西走，历时六个月的调查走访文字，和他们在书外的行走一样确凿。因此，他们才有了“持中”的审慎与“看见”的客观。建档立卡、产业开发、“一村一品”、易地搬迁……这些制度上的规划，在他们的实地行走中得到了镜像化的验证。

    “疯书记”张晋东打造“三晋莜面第一村”，以“提秤人”孟利成为首的驻村工作队办起小杂粮加工厂，王志祥带头筹划红树莓种植产业，王亮君与“七彩村庄”南平头坞村的亮丽风景图，王鸿“花椒经”在北坡村的规模化延伸，土地装备、粮食银行、能繁母牛养殖……桩桩件件，都是值得保存和分享的扶贫经验。站在这些经验之上的第一书记们，回首来路，再眺望前方，我相信，他们的内心一定涌动着某种壮阔的波澜。只有历经时代土壤的洗礼，才能生发出真实的情感。

    隐伏在这特定情感之下的是过程。脱贫攻坚作为新时代的一项重要议题，对于驻村第一书记而言，其过程是复杂的，比如如何与当地群众沟通，如何赢得贫困户信任，如何激发扶贫对象的“造血”潜能，都是对他们的基本考验。他们在具体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思路和做法，虽然各有千秋，却有共同的遵循，那就是符合“村情”。是啊，“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典型话语，通过第一书记们的扶贫实践，内涵又一次得到了彰显和拓展。

    《掷地有声：山西第一书记故事》归根结底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也就是说，除了“报告”，它还是“文学”，要描写人、刻画人、反映人，彰显人作为意识及行动主体的内在世界和心路历程。果然，我欣喜地看到了“第一书记”身份下那群“拼命三郎”的风采。

    讲述“第一书记故事”的写作者们深知，这本书里的人物拒绝“虚构”，他们都是真实的生命个体，他们期许的是忠直的笔触、诚实的文字。唯有忠直和诚实，唯有将人物放在具体而微的处境中，才能使读者充分体认到这项涉及全社会的全方位复杂系统工程究竟有多难，才能从更深广的意义上理解什么是奉献和牺牲，什么是中国抱负、中国担当、中国声音。

    中国声音，是一个个具体声音的集合，写作者的声音亦在其中。从这个意义出发，“掷地有声”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扶贫政策切实“落地”的铮铮声响，二是这声响“砸”在纸面上的理性思考。我想说，正是写作者们在叙事间隙发出的理性声音，让这本书拥有了金属般的光泽与品质。

    鲁顺民、杨遥、陈克海，这些人站在脱贫攻坚的现场，对他们来说，脱贫攻坚作为一场动员全社会力量齐心协力投身进去的攻坚“战役”，迫切性和艰巨性并存，历史性和现实性同在。报告文学在观照现场的同时，也必须表达对现场的认知及认知基础上的判断、考量。这是报告文学天然的叙事基因，也是其跻身“优秀”之列的必备要素。

    于是，在“山西第一书记故事”的边缘，盘旋着另一个独立“章节”，它标有写作者的鲜明印记，它的目标是度量“故事”，并将“故事”引向深度的审视区域。

    上文中提到的“疯书记”张晋东，就首先促发了本书写作者们的思考本能。“克海对老韩讲：尽管在宋村那一个特殊地方，做的工作尽管‘疯狂’，但总归讲，张晋东所做的工作，还是第一书记的‘规定动作’。”写作成员的随口一说，触动的却是写作者们对于“规定动作”的再梳理和再认知。

    执笔人鲁顺民在数千字的篇幅中清晰地呈现了从脱贫攻坚到精准扶贫、从精准扶贫到“规定动作”、从“规定动作”到由第一书记承担“精准落地”主体责任的脉络结构。由此，“规定动作”的重要性和困难程度不言而喻。张晋东们所贯彻执行的条文“规定”，便有了坚实的依据和根基。“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政策能否彻底落实，就在于这“从头来过”的“一砖一石”。千千万万个张晋东们只有将这规定的“底线动作”不折不扣地落地生根，才可能站在牢靠的基石上有所作为。

    写作者们围绕乡村社会和“精准扶贫”的思索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或在记忆中整理乡村发展陷入困境的历史症结，力图更清晰地界定这场乡村变革的意义维度；或对“保障性兜底”“开发式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辩证关系形成更形象的思想构建。而对于“第一书记故事”中的诸多“个别”，他们也进行了准确的观感表达。

    这些出自写作者的声音里，饱含着关切、求证与专注的热情。这种热情感染着我们，也必将感染这本书的关注对象——驻村第一书记们。

    不过，鲁顺民在本书的“引子”里讲了句实在话：“巩固脱贫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讲，要比脱贫攻坚本身来得更加艰难，更加严峻。”我的理解是：当脱贫攻坚胜利在望之时，我们也将迎来新问题和新考验。当然，还有新的希望。

    （作者：王朝军，系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