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攀升

    【专家点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内容作出了科学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多年来，浙江坚持“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坚持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化同步”，形成了浙江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模式。

    多方联动，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化治理格局。2018年10月，浙江成为全国首个省级公开发布平安指数的省份。“平安浙江”建设中充分考虑到群众是否认可、是否满意、有没有新要求，并以此作为最高评判标准；基层治理中，大力推行“法治、德治、自治”的“三治融合”；社会征信体系中充分发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支撑作用，通过红黑名单发布和公示制度，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不断完善。浙江通过制定实施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全面实行村务、政务、厂务三公开，群众的责任感得到有效激发。“最美浙江人”等道德典型发挥了示范作用，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德育网络实现有效运作，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农村文化礼堂等成为基层实践阵地。象山县首创的村民说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相关内容更是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平安浙江”建设中，也少不了志愿者的身影，杭州“武林大妈”、宁波“快递小哥”、温州“综治八大员”、湖州“平安大姐”线上线下200多万志愿者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探索创新，法治化治理硕果累累。法律制度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浙江立法工作、法律实施及监督工作有力推进，制度体系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浙江深入人心，整体的法治化环境较好，信访问题、预防处置突发事件纳入了法治化轨道，经济犯罪打击、社会治安防控、城乡公共法律服务等体系不断完善，执法司法公开和信息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2019年全省政法机关“一体化办案”系统推广较快，法院首创的异步审理模式、检察系统智慧公诉办案辅助应用、公安系统“云上公安、智能警务”应用等得到推广，移动微法院受到广泛好评，全省创建了4237个“智安小区”，2371个实现零发案。

    依托网络平台，智能化贯穿社会治理各领域。“互联网+社会治理”“互联网+矛盾化解”“互联网+公共安全”“互联网+执法司法”“互联网+基层自治”“互联网+诚信体系”等已成为智慧化建设的典型代表，也明显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通过网上网下联动，“互联网+网格管理”新模式受到广泛关注，“平安通”和“平安浙江”App已有400多万用户。打破部门信息壁垒，全省范围内搭建了社会治理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平台，社会治理大数据共享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智慧消防大数据平台、欠薪联合预警平台、危险化学品风险防控大数据平台、食品风险管理平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网络平台等运作良好。杭州以城市大脑的深化应用为突破口，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数字与治理融合创新，拓展出了“数字治堵”“数字治城”“数字治疫”等领域合计48个应用场景。

    因地制宜，专业化处理社会矛盾。浙江全省推广“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打造了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功能性平台，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一地也不跑”的转变。通过加强访调、诉调等对接及依法治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机制得到完善。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于2019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已累计接待群众4000多人次，化解矛盾问题1700多个，化解率达95.3%。宁波海曙区探索出社区“开放空间”、杭州市依托市域社会治理建立了“六和塔”工作体系、金华市全面推行民情民访代办制、温州市瓯海区创新打造“平安瓯海”综合体构建起矛盾纠纷“全生命周期”调处化解新模式等，都是实际工作中探索出的亮点。浙江全省还实施了流动人口量化积分管理，流动人口居住登记率达98%，有效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矛盾发生的概率。

    一方面，社会治理以“四化同步”为重要抓手，浙江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有力提升。另一方面，以“四化同步”推进社会治理，也是深化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要精神及“八八战略”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必备法宝。

    （作者：敖丽红，系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宁波湾区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