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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江南正是梅雨季。雨水连绵若是赶在上下班高峰真真是堵车又堵心。可登记车辆达1.2万辆的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青林湾西区，却因为潮汐车道的设立而畅通自如。这条来自社区“开放空间”的新招让大家便利了许多。
作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实招，“开放空间”在海曙区已经坚持了7年。从个别社区的非固定场合议事，到各社区试水议事厅，再到疫情期间推行云议事，形式的改变不断拓展着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新空间，更唤醒了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如今，“开放空间”成了一个居民自治的品牌——社区里的大小事都能群策群力议一议，居民有好点子好建议都能公开讲一讲，让诸多“琐碎、棘手，却很关键”的事情依托民智得以化解。
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进程中，满是浙江先行区的创新和实践。这个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创建了“平安浙江”“枫桥经验”“三治融合”等全国知名社会治理品牌，实现了社会稳定有序与充满活力的动态平衡，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浙江有个平安“鼎”
“成长的烦恼”是经济先发的浙江在世纪之交率先遇到的问题——面对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的“门槛”，求富和求安如何共进。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够和谐的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2004年5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浙江成为全国最早提出并全面部署大平安建设战略的省份。从那时起，浙江干部左手是经济报表，右手是平安报表，像分析经济形势一样，定期分析社会稳定状况，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浙江每年对各地进行平安考核。名为平安的“鼎”的评选，承载起5600万人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烟波浩瀚的太湖南岸，“遍闻机杼声”的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织出了”全国童装的半壁江山。可45万人生活在25平方公里土地上，人口密度大，城市管理面临考验。矛盾调解只进一扇门——织里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整合了公安、司法、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资源。“前台受理业务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转办给相关部门落实解决；问题解决后，将结果进行审核、上报闭环。”中心有关负责人说，化解率高达99.7%。
小城市响起幸福节拍。去年，“中国治理的世界意义”国际论坛在织里举行，来自近20个国家的200余名智库专家共同研究社会治理的“织里样本”。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镇还成立了全国首家立足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智库机构——南太湖社会治理研究院。
林新法是湖州市八里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这个43岁跨界做调解的人，创建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建立起警调、诉调、访调等多元化解机制，解决了无数棘手的纠纷，获得了“首席人民调解员”“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等称号。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的调研显示，“平安浙江”建设在战略谋划方面，突出强调大平安理念，将平安作为改革发展的底线；在组织保障方面，确立由党政主要领导抓平安建设的主体责任，以平安报表、责任清单、平安县（市）区评比等制度进行考核监督；在治理方法方面，将平安建设的重心放在基层，源头治理；在科技支撑方面，重视新兴技术在风险监测、预防和研判中的作用，通过“雪亮工程”“城市大脑”等基础工程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服务。如今，“平安金鼎”“平安银鼎”“平安鼎”奖项已经评选了16年，浙江的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也连续16年位居全国前列。浙江，成为全国最安全、社会公平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
枫桥是座什么“桥”
诸暨市枫桥镇，一条枫溪蜿蜒而过穿起了江南的慢时光。隋朝时，枫溪上面架了一座桥，枫桥因此而得名。上个世纪60年代初，这里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工作方法并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由此成为政法战线的一个闪亮招牌。
进入新世纪，“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已经转变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这座“桥”成为连心桥。各地根据自身实际走出了无数基层治理新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将新时代“枫桥经验”列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
柴科祎是舟山市岱山县衢山镇田涂村的一名普通渔嫂。2015年田涂村渔嫂协会成立了禁毒队，她就担任禁毒队队长；2017年渔嫂协会开始了义务代办，她就主动替渔民跑腿；今年疫情期间村里设了防疫岗，她就领着姐妹们站岗、登记、测体温。和她一样，舟山53万名东海渔嫂撑起平安治理半边天。她们凭借“织网、把舵、穿梭、锚定”四步工作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能量。
来自四川合江的老党员王有江是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派出所的辅警。他组建了老王帮帮团，成员全是外来人员。派出所负责专业培训指导，帮帮团“以外帮外、以外助外”，6年来累积帮助群众3万余人次。正是因为以社区战略为根基、实现家人治家新样貌，招宝山所辖11个社区59个小区建成自治互助站48个，社区的事居民自己管，居民的聪明才智成为社区智力创新的不竭源泉。
这座“桥”还从陆地“架”到了海上。
1000多座岛屿、2000多公里海岸线，每天有上万只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在舟山穿梭。为此，舟山市精心创建“海上枫桥”实现海上共治，并通过深化科技应用在全国率先建成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接入市里的海上综合指挥平台，做到海上安全事故可防、可控，矛盾纠纷就地化解、不上交，海岛建设人人参与、海上平安人人共享。
那一年，超强台风“利奇马”强势来袭，一艘渔船在回港避风途中搁浅，9名船员命悬一线。位于附近的浙岱渔03215号船的船老大吴松伸出了援手，经过19个小时的努力将船护送回港，无人伤亡、避免了上百万元的经济损失。而他的船头，挂着“瀛洲红帆”的旗。这是2017年岱山创建的品牌，以党建引领提升海上治理水平。被授旗的渔船，船长或船东须为党员，并且三年内未发生渔业安全事故。目前，舟山共有700余艘船舶被授予“瀛洲红帆”称号。
“三治”的那一端是美丽乡村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这段话，源自“桐乡经验”。
2013年，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桥街道）的百姓发现，自己的话语权越来越足了。路灯不亮了、村头有垃圾了、文化礼堂怎么修、集体经济怎么办……只要想表达观点，村规民约、道德评判团、法律服务团、百事服务团、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这“一约两会三团”就是说话的地方。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桐乡经验”。
“以自治增活力，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以法治强保障，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良序格局。以德治扬正气，通过道德评议、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村规民约等方式，引导人们崇德向善，减少治理成本。”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的相关专家介绍说，“三治融合”重在强调自治、法治、德治共同发挥作用，被中央政法委称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江南大地百花开，这种基层治理的自我探寻在浙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2009年伊始，在距离象山县县城30公里远的西周镇杰下村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当时村里有一笔白溪水库引水工程的补偿款，村民们怀疑村干部私吞了。”时任杰下村党支部书记郑祖法回忆说，村民们时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干群矛盾就像个越吹越大的气球。郑祖法决定召开一场现场说事会。那一天，村民们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当弄清了每一笔钱的去向后，村民的情绪逐渐平静。象山“村民说事”从这里开始，逐步走出了一条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融“说、商、办、评”为一体，群众制度化参与村级各项事务管理、决策和监督的治村理事新路子。
2014年，宁海县开始推行小微权力规范化运行，梳理出台了《宁海县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村干部的权力职责跃然纸上。按流程、按规矩办事的阳光村务让村民对村里的家底儿、村干部的作为一清二楚。作为“36条”的配套，宁海还推出了“五险一金”廉政风险干预机制，针对由上级财政发放报酬的村干部在履职过程中的从政风险、用权风险、廉洁风险、持家风险、工程风险实施全过程干预，并从现有财政补助的村主要干部绩效考核中切出一半经费作为廉政保证金，直接与风险防范结果相挂钩。宁海“36条”和象山村民说事、桐乡市“三治融合”被列入首批全国乡村治理20个典型案例。
2017年，嘉善县开始了一场关于土地的“革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有效解决了土地要素瓶颈，“土地经”给这片古老的大地腾出了美丽发展新空间。
…………
如今，“三治融合”正显现出强大的撬动裂变效应。“三治”信农贷、“三治融合”实践之星擂台赛、“息事无讼”等一系列创新实践应运而生。而这所有的一切，正在把浙江的美丽乡村打造成令人羡慕的模样。
2019年平安浙江成绩单
浙江刑事案件总量、命案同比下降10.17%、17.35%；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97.14%，比2018年提高了0.3%，再创历史新高；
11个设区市和85个县（市、区）达到平安市、县（市、区）标准，受到浙江省委省政府表彰；
丽水、嘉兴、舟山3个市和42个县（市、区）连续15年达到平安标准，首次拿到了目前平安浙江建设的最高奖项一星平安金鼎；
8个设区市和69个县（市、区）被授予平安金鼎，占县（市、区）总数的78%；
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起数同比下降12.2%，信访总量下降10.4%，火灾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5%、23.3%。
（本报记者 曾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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