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今制奇 参古定法

    诗歌本无法，也无规，它只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说，早期的诗歌只是人们劳作之时或闲暇之余，为协调步骤，或抒发情感而发出的自然声音，记录下来，很可能就成为诗。从发生学角度看，歌在前，诗在后，“歌诗”可能比“诗歌”更好地概括早期诗歌的特点。《左传》说“歌诗必类”，《墨子》说“歌诗三百”，就是如此。两汉以后，上古流传下来的歌被系统收集整理，作为案头的“诗”，渐渐脱离“歌”的性质，走向独立，“诗歌”便成为主流。《汉书·礼乐志》说：“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此后，诗歌逐渐被文人规范，由杂言到四言、五言、七言，由古体到近体。规则确立固然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束缚。于是人们又要寻找突破，便出现了长短句、散曲乃至现代新诗。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循，由僵化的“死法”到灵动的“活法”，中国诗歌实际上走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唐宋诗歌的巨变最引人瞩目。

    李、杜、元、白、韩、柳等大诗人开创了唐诗的全盛时期，就像高耸云端的大山，横亘于中晚唐北宋诗人面前。盛唐时期的创作，万众景仰，“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永远臣服在前人脚下，高山仰止，就只能像大历诗人那样，回归自我，追求幽怨孤寂的诗美。这显然不会为那些充满创新意识的诗人所接受。于是，晚唐北宋诗人谋求创新，别开词体，一时蔚为大观。词，终于闯出一条新路。诗呢？是恪守前人的“死法”，还是追求现世的“活法”，这几乎成为那个时代诗学论争的核心。以刘筠、杨亿为代表的“西昆派”选择了模仿，创作上中规中矩，雍容华贵有余，清新闲适不足。当然，其中不乏精彩之句，但总体平平，则毋庸置疑。难怪元好问讥讽这些诗歌“独恨无人作郑笺”，讥讽作者都掉进书袋子，走不出来。

    就在西昆体盛行的后期，胡宿从这个流派中脱颖而出。他也崇拜西昆诸老，追模前人。如“西北浮云连魏阙，东南初日满秦楼”，上句用“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下句用“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诗薮》认为这两句“联合成句，词意天然”。可是，尽管语工形肖，终究还是模仿。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长此以往，不会成就气象。他在《又和前人》诗中无不感慨地写道：“诗中活法无多子，眼里知音有几人？”这里，作者拈出“活法”一词，多少有些反省的意蕴。

    从这里入手，曾明教授敏锐地注意到胡宿诗论的学术史意义。于是，他研读基本文献，爬梳剔抉，将微观的文献解读、版本梳理、文字校勘和宏观的理论阐释、分析考论融会贯通，最终梳理出宋代诗学中“活法”说的演变脉络，并作如下概括：胡宿是宋代诗学“活法”说的创始人，苏轼是“活法”说的成功实践者，吕本中是“活法”说的理论建构者。以“活法”说为线索，以胡宿、苏轼、吕本中为重点，曾明教授将他的思考浓缩在《诗学“活法”考索》一书中，将这一理论命题放置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位置，因枝振叶，沿波讨源，看到一些前人不曾注意或讨论不多的文学现象。

    作者发现，在“活法”说提出、阐发和演变过程中，无论是胡宿还是吕本中，常以“弹丸”“珠丸”作比喻。如胡宿诗：“倾出囊中和月露，皎如盘底走珠丸。”“弹丸”“珠丸”等与“活法”，其实大同小异，只是内涵有所不同。苏轼多次以“弹丸”论诗文，有着丰富的审美意象。与之相近的是用“脱兔”比喻，依然是他所倡导的好诗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种比喻自然、贴切，很有诗韵。曾明师从著名学者王发国先生，长期浸润六朝诗学，尤其钟情钟嵘《诗品》。他从胡宿、苏轼等人的主张，联想到谢朓所推崇的“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说，联想到沈约提出的“三易”说，于是从“音”“义”两个方面上溯六朝，章分句析，旁罗参证，将宋代的“活法”说与六朝诗学联系起来，呈现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沿着这样的思路，作者又将胡宿等人的主张，与唐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精神联系起来，为胡宿、苏轼、吕本中的理论主张探得活水源头，找到诗学依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胡宿等人所倡导的“活法”说，既是对齐梁流美圆转诗风的继承，也是唐代多元文化交流、佛学儒学互补背景下诗坛革新的必然结果。“活法”说的提出，为中国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唯其如此，胡宿无可争议地成为这个转变时期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作者还发现，苏轼的若干文学主张，如“八面受敌”与“以情理推之”，“弹丸脱手”与“兔起鹘落”，“无意为文”与“有为而作”，“随物赋形”与“行云流水”，“以文为诗”与“以赋为文”，“以我观物”与“自是一家”等，无一不是对“活法”说的最好实践。归纳起来，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在“有意于文者之法”和“无意于文者之法”辩证关系上来。苏轼倡导“无意为文”，并不是绝对的，从创作过程看，最初或出于“无意”，其实始终处在“无意”和“有意”之间，而最终呈现出来的则是“活法”说所指引的“无意”境界，是“天工”与“人巧”、“无意”与“有意”合二为一的最高境界。这种理论主张对北宋文人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吕本中是宋代诗学“活法”说的核心人物。虽然他不是中国诗论“活法”说的首创者，但他对“活法”说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某些方面，仍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之处，至少有五个方面的贡献值得表而彰之：一是给“活法”说界定通达的内涵和外延；二是给“活法”说充实应有的内容；三是给“活法”说指明运用的方法；四是为“活法”说探寻理论的来源；五是让“活法”说走向文坛，产生巨大影响。

    为了系统地解释上述发现，作者从传统中国文论语境“内部”出发，将所论要点置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上，重新梳理各种理论命题、核心概念以及这些文学主张在创作方面的种种表现，努力在历史长河中考察其来龙去脉，把握其演变逻辑。同时，作者又时时提醒自己，要以全球语境为参照，超越东西方的隔阂，努力寻找某种“共通”的源头，商略异同，探寻本质。

    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文学观念史，而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融为一体，切合实际。譬如他论胡宿诗歌的创作，强调他对西昆派的纠偏，更强调他对北宋中期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口号式的，而是创作风格、写作手法的变化。就创作风格而言，胡宿的诗歌既有僻涩难解、艳丽凝重的一面，也有平淡简远、清新自然的另一面；就写作手法而言，他既有割裂古事堆砌丽藻的“昆体”成法，也有直写所见所闻所感的白描手法。这种概括，让我们想起曹植，想起杜甫。他们也是引领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当然，就诗歌创作成就来说，胡宿远远不能与曹植、杜甫相提并论，但他有诗史的意义。他的诗风僻涩艳丽，手法上对典事的频繁使用，对丽词的过分追求，是“继”西昆体之“往”；白描手法的运用，平淡清新的追求，又预示着新一代诗体的来临。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胡宿的“活法”说不是简单地对“西昆体”的颠覆，而是拯救“西昆体”的弊端，希望后来者能扬长避短，开创新路。这一点，近似于后来的吕本中，虽脱胎于江西诗派，却反戈一击，用“活法”“金弹”拯救后江西诗派“生硬”“晦涩”之弊。他们的理论反思，他们的创作实践，更有内在的引领力量。

    由诗学上的“死法”“活法”说开去，作者纵横捭阖，视通古今，注意到各种风格往往相辅互补，对立统一。如《诗经》和《楚辞》、司马相如和扬雄、李白和杜甫、韩愈和柳宗元、苏轼和黄庭坚、鲁迅和郭沫若等等，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诗经》似“方”，《楚辞》似“圆”；扬雄似“方”，司马相如似“圆”；杜甫似“方”，李白似“圆”；韩愈似“方”，柳宗元似“圆”；黄庭坚似“方”，苏轼似“圆”；鲁迅似“方”，郭沫若似“圆”。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很多。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而上述这些作家作品，无论有无规矩，皆成方圆。这就昭示我们，所谓规矩，所谓方圆，不可偏废，不可或缺。胡宿的“以李补杜”，亦是“以规补矩”，“以圆补方”。方圆互补，意在法外，才是诗学“活法”的真髓所在。

    行文至此，再回到开篇讨论的话题。几千年中国诗歌的演变，无外乎就是一个立规矩又不断地修订规矩、树传统又不断地突破传统的过程。任何一个成功的诗人，或文学理论家，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文心雕龙·通变》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强调“通变”意义，参古定法是通，是继承；望今制奇，是变，是创新。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相比，文学的繁荣发展并不一定遵循进化论的规律。体现人类早期文明的某些文学特性，后来者可能永远无法企及。但是文学发展又与人类文明进步相向而行，即从无序到有序。钟嵘把“自然英旨”作为衡量诗歌好坏的标准，强调自然，并不意味着脱离规范。杜甫“晚来渐于诗律细”而又不受诗律束缚，苏轼主张从“严诗律”入手，最后达到“无诗律”境界。何止是诗，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学体裁，无不如此。如何继承前人精华，如何发挥个人才能，如何创造杰作，这是考验一个文学艺术家是否具有创作天才的重要标志。

    我与曾明教授的结识缘于我们的老师。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曹道衡先生那里读到王发国先生赠送的专著《诗品考索》，印制比较粗糙，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后来，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沈玉成先生几次提到这部书，建议我认真阅读。朱熹说：“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王发国先生的著作也有这个特点。他心细如发，多在寻常处发现蛛丝马迹，讨论的多是前人很少论及的琐细问题，推衍开来，又可能引出许多重大问题。这令我非常感佩。在我的印象中，曾明陪同王发国先生拜访曹先生，我有幸叨陪末座，得与曾明教授结识。在交谈中，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语，也发现原来我们有相近的阅历。后来，彼此都越来越忙，虽有书信往来，见面的机会并不多。2010年，我接手文学所领导工作，开始筹划文学研究所三个“六十年”（文学所创办六十周年，《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最初的工作，就是与福建师范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举办研讨会，纪念籍贯为福建长乐的郑振铎和四川万县的何其芳等，他们是文学所创所的元老。在筹划这些活动中，我与曾明教授多有接触，知道他在承担繁重行政工作之余，仍钟情于学术，“不将精力做人情”。他原本研究汉魏六朝文学，随着视野的开阔，下延到唐宋，专心致志地研究宋代文学思想。两年前，他就跟我提及正在撰写的一部论宋代“活法”专著，希望我能作序。我确实很关注汉魏六朝文学思想研究，但精力所限，唐宋以下很少涉猎，很愿意从同行的著作中学到新知。曾明教授的专著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譬如反复讨论宋代诗学的“活法”问题，就触动我的联想，认为这一主张不仅限于文学，凡做人做事，读书从政，其实都有一个“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的“通变”问题。孔子主张做人做事要“随心所欲不逾矩”，宋人将这种主张推及读书，突破“死法”“定法”，强调对经典义理的阐发。由此看来，有宋一代诗学中的“活法”说，其实是人类知识传承中一个重要话题，既深且广，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所以只能翻空臆想，随文札记，愿借这个机会，就教于曾明教授。

    （作者：刘跃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