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音研究走向科学

    汉代学者阅读先秦古书，从训诂的角度认识到先秦古音跟汉代有差别，提出“古音”概念。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在阅读《诗经》等韵文的过程中，意识到按当时语音去读这些韵文，有时候押不上韵，提出“叶音说”等主张。“叶音说”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和系统观，但在南北朝至唐宋，一直都很风靡。宋代吴棫、郑庠等人尝试进行古韵分部，但他们对古韵的认识不太明确。他们以《广韵》《集韵》为研究古韵的框架，不合《广韵》《集韵》分韵的，就是“古韵”与今韵的不同；合乎《广韵》《集韵》分韵的，就是“古韵”与今韵相同，然后进行分部工作。这显然缺乏明确的历史观和系统观，不是就古音以求古音。立足点不对，是其理论上的基本失误。

    这种局面，到明朝，就有人明确地打破了。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认识到，先秦古音的系统跟后代不一样，破除“叶音说”，提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思想，振聋发聩。陈第由此成为清代古音学的开路先锋。

    清代古音学的研究是从顾炎武开始的，他积三十年功力，开始进行科学的古音分韵部工作。他看出，原则上，汉语韵母的主要元音和韵尾（如果有韵尾的话）相同的字就可以互相押韵，可以据此将同一个时代中互相押韵的字，除去个别用韵宽缓的字，串联成一个一个的集合，这就是韵部。顾炎武据《诗经》等先秦韵文进行串联，注意与中古《广韵》的分合关系，将先秦古韵串成十部，撰成《音学五书》，成为清代古音学的奠基人。

    顾炎武的串联工作筚路蓝缕，虽还很粗疏，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他开创的古韵分部道路为后人所继承。

    此后，经过清代学者近三百年的不断研究，附以制作图表的方法，人们对上古音的认识逐步精深邃密，蔚成大国，那时古韵分部基本成为定局。其中，江永有《古韵标准》，段玉裁有《六书音均表》，戴震有《声类表》《答段若膺论韵》，孔广森有《诗声类》，王念孙有《与李方伯书》《诗经群经楚辞韵谱》，江有诰有《音学十书》，严可均有《说文声类》，章炳麟有《文始》《国故论衡》，黄侃有《音略》等，都对分部有贡献。终清一世，古韵分部的大格局基本成熟。

    民国以后，王力脂微分部，是古韵分部的重要补苴。经过多方面验证，古韵分部的格局已经确定下来，韵部和韵部之间音值的远近也有趋于一致的结论。

    根据入声是否独立，可以将清代古韵分部分为考古派和审音派。考古派入声不独立，审音派入声独立。戴震是审音派的代表，其他学者多属考古派。民国以后，黄侃沿着戴震的路子走，阴阳入三分。经过现代古音学家的研究，现在可以说，考古派和审音派对于上古韵部的认识有高下之分。考古派的分部有严重缺陷，不能周全地解释各种反映上古音的材料，已落后于时代；审音派阴阳入三分的格局经受多方检验，解释力很强，得到广泛采用。总而言之，清代古音学，韵部研究成就巨大，但是对于韵母的研究却严重忽视。

    上古声调研究方面，清儒也很有贡献。清代有成就的古音学家，都注意到先秦两汉韵文一组一组的韵脚字，绝大多数是本调相押，少数是异调相押。他们研究古韵分部，无不涉及对上古声调的看法，无不认为上古有声调。起先，江有诰以为古无声调，后来坚定认为古有四声。

    在古有声调的前提下，清代对于上古声调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两大派：一派认为上古也有平上去入四声，只是具体的一些字上古跟中古的归部不同。持这种看法的在清代古音学家中占绝大多数，如顾炎武、江永、江有诰、王念孙、夏燮等都是这样。一派以为上古的调类跟中古不同，上古到中古不仅仅是个别字调类发生了变化，整个调类系统也有区别。例如，段玉裁认为《诗经》以前，汉语只有平入二声；《诗经》时代，有平上入三声，没有去声。孔广森认为《诗经》时代只有平上去三声，没有入声。

    相较于上古韵部、声调研究，清儒对上古声母的研究要薄弱一些。研究上古声母，韵文这一大宗材料派不上用场，内证材料较为匮乏，但清儒仍有人作出不懈努力，成就斐然。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等，迄今仍是不刊之论。鸦片战争以来，海禁大开，西方也有学者对上古声母发表过看法，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德国汉学家甲柏连孜等都提出过上古可能存在复辅音，现在看来，他们的意见有一定启发性，但难以成立。

    回溯清代古音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清儒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足以彪炳世界语言学史册，是我们今后研究古音学必须继承的宝贵财富。二十世纪初以来，高本汉、李方桂、王力、陆志韦、董同龢等学者自觉继承了清代古音学的精华，接受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非常重视上古内证材料以及这些内证材料在研究古音上的特性，在音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古音构拟，步履坚实，在上古声母、韵母、声调研究方面作出了新贡献。他们研究方向正确，走的是一条坚实的研究道路，必须继承。

    近几十年以来，汉语古音研究曾有极少数学者偏离了正确方向，不乏蹈空者。现在学者们深刻反思，这种学风得到纠正。因此，精读清儒研究论著、批判继承清代古音学的优良传统，应更加受到后学重视。

    （作者：孙玉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