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修未密 后出转精

    编者按

    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然而，由于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都已随时代发展而产生变化，后世要通读典籍，不仅要具备文字、训诂知识，还要掌握音韵知识。“非通音韵，即不能通文字训诂，理固如此。然不通文字训诂，亦不足以通音韵。”国学大师黄侃，道出了传统“小学”音韵与文字、训诂之间畛域有别而相互为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音韵学作为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学问，被视为不易掌握的冷门“绝学”。本期《语言文字》从古音学视角，为您介绍上古音韵研究的基本面貌，敬请关注。

    一种学问，只有在人类自觉和需要的时候才会引起关注与研究。汉语的古音，唐代以前既无人关注，更无人研究。南北朝以前，汉语的声调还无人知晓；直到刘宋时期，文人才开始关注声调与诗歌平仄和押韵之间的关系，开始编撰韵书为创作新诗“永明体”服务。

    音韵学家所说的古音，指的是先秦汉语读音；古音学则是指研究先秦汉语语音系统而形成的学问。唐初的陆德明汇集汉魏六朝以前230余位经学家的注音与训诂，考证其异同，撰《经典释文》，开古籍异读研究之先河。然陆氏的异读研究还算不上真正的古音学，南宋吴棫受陆德明启发，才开启了古音研究之大门，成为古音学的开山鼻祖。南宋以来的800余年间，历经数代古音学家的“推阐加密”，古音学研究成就辉煌。

草创 古音研究从古韵始

    古音研究是从古韵开始的。吴棫研究古韵部的语料主要是“风骚”等先秦韵文的押韵。《毛诗叶韵补音》是吴棫研究古音的开山之作，他效法陆德明的研究方法，汇集前人所举《毛诗》“叶音”的例子，归纳《诗经》的用韵规律。吴氏认为，古人用韵宽，可以“通转”，故将先秦古韵分为九部。其分部虽略显粗疏，与先秦实际的韵部相去甚远，但起到了古韵研究的启蒙作用。故《四库全书提要》写道：“自宋以来，著一书以明古音者，实自棫始……棫书虽牴牾百端，而后来言古音者皆从此而推阐加密，故辟其谬而仍存之，以不没筚路蓝缕之功焉。”这个评价比较客观。

    南宋研究古韵的学者还有郑庠和项安世等，可惜他们的著述几乎失传，后世对其研究成果一知半解。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得知，郑庠撰《诗古音辨》一卷，其古韵六部说见于元代熊朋来的《经说》和清代戴震的《声韵考》中。王力先生说：“郑庠由宋代语音系统推测先秦语音系统，只知合并，不知分析，所以分韵虽宽，按之《诗韵》，仍有出韵。”张民权先生也说：“郑庠的古音研究也是有成就的，尤其是他的古韵分部的原则，对清代古音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又据《宋史·艺文志》记载，项安世撰《诗经前说》一卷，《经解》二十卷，其古韵的分部，粗线条有十一部，细分则有十三部以上。

    元明两代的古音学家曾不遗余力地批判宋人的“叶音”说。因为“叶音”说的本质是以唐宋音为标准来改读“风骚”的押韵以求和谐，这就严重背离了语音的历史发展规律。焦竑在《古诗无叶音》中说：“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总体而言，元明古音学家没有系统研究过古音的声韵调，对古音系统的重建没有多大贡献。

重建 古音研究全面发展

    清代古音学研究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一大批古音学家不仅对古韵展开持久深入的讨论，取得重大突破，而且在古声母和声调的研究方面也取得所未有的成就。

    （一）古韵部研究

    宋人研究古韵部时，把《广韵》的每一个韵部都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分后再重组，因此，尽管韵部定得很宽也难免出韵。顾炎武把《广韵》的某些韵拆分成几个部分，再与其他韵合并，创建了离析《广韵》的新方法。《广韵》离析法，既照顾到了语音的系统性又兼顾到了语音的历史发展，成了古韵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可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潘咸是谐声偏旁归类法的创造者与实践者，继后段玉裁正式提出“同声必同部”的构想，使谐声偏旁归类法也成为古韵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清人研究古韵，或偏重于以《诗经》用韵及谐声系统为依据，或注重以等韵的音理进行分析，前者叫“考古”，后者叫“审音”，由此形成“考古派”与“审音派”。而考古与音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也成为古韵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唐作藩先生说：“自顾炎武开始，考古派一般都忽略了审音，而审音派自江永起没有不重视考古的。江有诰是审音与考古结合得最好的。”

    （二）古声母研究

    与古韵部相比，古声母的研究远远滞后，直到明末清初才首开其端。钱大昕在这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第一，古无轻唇音。“轻唇音”即唇齿音。中古汉语的“非、敷、奉、微”四个唇齿音声母，在先秦仍读双唇音（重唇音）“帮、滂、并、明”。这本是明代陈第的重大发现，但他没有明确提出先秦无唇齿音的理论来，清人钱大昕才是“古无轻唇音”的创造者。他说：“凡轻唇之音，古皆为重唇。”

    第二，古无舌上音。“舌上音”即舌面前音。中古汉语的“知、彻、澄”三个舌面前音声母，在先秦仍读舌尖中音“端、透、定”。这是钱大昕的重大发现，他说：“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

    第三，古无正齿音。中古汉语的正齿音分为舌尖后音“庄、初、崇、山、俟”（也称“照二”）和舌面前音“章、昌、船、书、禅”（也称“照三”）两套声母。钱大昕认为，舌面前音声母在先秦仍读舌尖前音“精、清、从、心、邪”。

    （三）古声调研究

    汉语的四声虽然在刘宋时期就已发现了，但对先秦声调的研究直至清代才有人关注。无论是吴棫的“四声通转”说，还是程迥的“四声互用”说，实质上都是否定声调在先秦的存在。陈第说得更明确，“四声之辨，古人未有”。这才引发了清代学者的争议。

    第一个认为先秦有四声的是江永，他说：“四声虽起江左，按之实有其声，不容增减，此后人补前人未备之一端。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者，恒也。”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先秦声调的，段玉裁是第一人，他在《六书音均表》中提出“古无去声”说，“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

构拟 用新方法研究古音

    如果说南宋是古音学的草创时期，清代是古音学的历史重建时期，那么，现代则是古音的构拟时期。现代古音学家在继续“离析唐韵”的同时，开始着手对古音系统的构拟，尝试提炼谐声系列和谐声层级等新方法研究上古音。

    （一）古韵部构拟

    所谓“古本音”就是先秦韵部的音质问题。段玉裁“大略古音多敛，今音多侈”，就是说先秦古韵多细音（齐齿、撮口），今音多洪音（开口、合口）。

    对古韵部音质的构拟是从现代开始的。章太炎分古韵为二十三部，黄侃分古韵为二十八部，阴阳入三分，入声完全独立，同时开始对二十八部的音质进行构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全面利用现代方言语料证明中古语音系统，进而推证上古音系，并分别完成中古音和上古音的语音构拟，可谓前无古人，别开生面。王力“分先秦古韵为二十九部，战国时代三十部”，同时对二十九部的音值进行了精心构拟，使古韵的分部及其音质的拟测日臻完善。近几年，郭锡良《汉字古音表稿》、孙玉文《上古汉语韵重现象研究》等利用近几十年上古韵母研究的新进展，对上古韵母系统提出了最新构拟。

    （二）古声母构拟

    清代熊士伯、邹汉勋等曾提出“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但均无足证。章太炎利用谐声、声训、异文、异读等语料作了充分论证，“古音有舌头泥纽，其后支别，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高本汉则将“娘”母拟为［n］，“日”母拟为［ȵ］，说明它们是有区别的。黄侃总结诸家成果，拟上古声母为十九个，颇具系统性；王力拟为三十三个，并且全部作了音位构拟。至此，一个完整而严密的古声母系统形成了。

    （三）古声调构拟

    黄侃主张“古无上去”两声说，变相地否定上古汉语有声调。陆志韦主张“长去短去”说，他将去声分为“舒声（通平上去）”和“促音（短去）”两类，促音后来变为入声，舒声后来变为“平、上、去”三声。受陆志韦启发，王力将古声调分为“舒声”和“促声”两类四种，“上古四声不但有音高的分别，而且有音长（音量）的分别。”近20年来，唐作藩、郭锡良、孙玉文都明确提出上古有平、上、去、长入、短入五个声调，引起极大重视。

    纵观南宋以来800余年间的古音学研究，一个较为完整而严密的上古语音系统呈现在我们面前。上古音系统的建立，是无数代古音学家睿智精思、反复论证的结果，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系统还仅仅是古音学家们的一种构想，是否就是上古汉语真实的语音系统，尚待继续论证。

    （作者：钟如雄 胡娟，分别系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彝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