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钓台,本泛指钓鱼的高台;东汉时期严子陵隐居不仕,垂钓于富春江,所以钓台又被用以特指严子陵垂钓处。
据范晔《后汉书》记载,严子陵曾经与刘秀同游学,及至刘秀称帝后,“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刘秀派人寻访到了严子陵,两人同卧一榻,严子陵“以足加帝腹上。”后来“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对严子陵和刘秀的交往,后人评说道:“新主已忘天子贵,先生犹道布衣尊”;“汉后虽则贵,子陵不知高。”严子陵富贵不能淫的操守,为常人所不及,无疑具有一种崇高感,所以范仲淹由衷赞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不懈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诚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芸芸众生作为欲望的俘虏,与严子陵不啻霄壤之别,所以不难感受到来自他精神人格的压力,于是“惭愧严公旧钓台”就成了一种普遍的感受。正因为如此,如何过钓台就成了一个问题。
有的人在空间上打主意,绕着走。宋代胡仲参在《钓台后》一诗中说:“身为功名役,因思隐者贤。只行山后路,羞过钓台前。”明代杨士奇在《归来》一诗中也说:“慌迷携鹤径,惭过钓鱼矶。”两首诗都表达了因惭愧而从小路绕过钓台的意思。假如实在绕不开,则如明代文人陈献章所说:“南去北来船过尽,无人肯住钓台前。”人们在钓台前尽可能不作停留,就是因为精神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气馁感。
也有人在时间上打主意,选择黄昏时分过钓台——因为黄昏时分光线暗淡朦胧,可以遮掩脸上的羞愧。“公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此诗的作者颇有争议,一说是宋人陈必敬,一说是明代的陈繗,一说是明代的赵基,但不管作者是谁,黄昏过钓台缘于内心的惭赧是确定的。明代陈良贵则在《过钓台》一诗中明确地说:“自惭薄宦犹羁旅,舟过黄昏也赧颜。”对于这种“避时”的做派,也有人不以为然。清代佟世南在《十二时·登钓台》一词中说:“避利名、利名仍有,何必黄昏过此。”在佟世南看来,红尘中人,绝对去利去名是不可能的,因此还不如襟怀坦荡一点,“奋袖一歌,阴霾都散,明月秋如洗。”
也许黄昏尚有光亮,有的人主张夜晚过钓台。宋代李昂英《过严子陵钓台》一诗道:“船重只因将利去,船轻又恐为名来。如今羞见先生面,夜半撑船过钓台。”李清照在《钓台》一诗中也说:“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从李清照诗中看来,那些面对严子陵自惭形秽的名利客,都选择在夜晚过钓台,所以钓台前的水域通宵都有船只通过。李清照这首诗是南渡后的作品,黄墨谷先生在《重辑李清照集》中说:“她只用28个字,却把当时临安行都,朝野人士卑怯自私的情形,描绘得淋漓尽致。”而我读到这首诗,却并不鄙视那些夜过钓台者,倒觉得诗中“人的成分”特别浓郁,可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再说,夜过钓台折射出的焦虑情结,乃是知耻的一种表现,而孔子早就指出:“知耻近乎勇。”
严子陵高洁的志趣像富春江的山水一样清绝,只要怀有功名利禄之心,过钓台时任何吟咏都显得可笑,所以唐代王贞白说:“何颜吟此过,辛苦得浮名。”只有摒弃了功名利禄的欲念,庶几才能坦荡地经过,所以宋人赵抃说:“休官不久轻舟去,喜过严陵旧钓台。”赵抃诗中的一个“喜”字大有深意,意味着内心的轻松和坦荡,也意味着可以尚友严子陵的喜悦。
严子陵作为传统文化中隐逸精神的标杆,人们对他且敬且惧,在过钓台时各有选择,本不难理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王侯将相和草根布衣,虽然不啻霄壤之别,但是时间改变了一切。宋代史浩在《题严陵钓台》一诗中说:“功名于道九牛毛,无怪先生抵死逃。漠漠桐江千古后,云台何似钓台高。”明代方献夫在《严子陵钓台》一诗中也说道:“诸将勋名占上台,桐江烟水独徘徊。谁知千载风尘后,不见云台见钓台。”云台将相的功业随风而逝,而严子陵的精神却万古长青,这无疑是钓台的胜利。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