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历史随运河流淌

    【编书者说】

    卡尔维诺曾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讲述了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之间关于城市记忆、形状、欲望及现代性的一次对话。威尼斯青年向大汗汇报了其旅途走访过的几十处地方，而事实上，这些都是在想象中虚构出的并不存在的城市。这是献给城市的一首爱情诗，是城市作为地理空间与想象空间的一次“记忆之旅”，更是西人借助马可·波罗之眼重新观察中国故事与东方文明的一部“他者”经典。

    作家徐则臣的长篇新作《北上》，故事的缘起同样来自马可·波罗。

    故事发生于20世纪初，当年的元大都与此时的威尼斯犹自东西遥望，只不过故事的视线来到了京杭大运河。徐则臣以大运河上的一次北上之行为叙事主体，在历史与当下的两条线索中游弋穿行，借由个体的生命记忆与文学的虚构路径，深入近代中国社会的肌体深处，从天朝的崩溃到旧邦新命，以一条河流的兴衰命运反衬出了一个写作者对百年中国历史大势及颠沛命途的深刻洞见。

“到中国去”与“到世界去”

    在历史学家的考证中，马可·波罗的身份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连是否存在其人也仍然存疑。但在后世的民间传布中，马可·波罗仍然是最为东方人所熟知的西方使者之一。尽管元代之前，经由丝绸之路这一交通动脉，东西之间器物、技艺、文学的交流往来频仍，但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东方帝国繁华绮梦的书写，仍然带给了欧洲人无穷的想象与憧憬。

    “到中国去”，这是《北上》主人公之一保罗·迪马克一生挥之不去的情愫。这个在意大利维罗纳运河边长大的孩子自幼崇敬马可·波罗，最终成长为一位自名“小波罗”的冒险家。为了寻找执迷远方离家出走的弟弟马福德，也为了寻找存在想象中的伟大的中国运河，小波罗只身来到中国，并决心沿着运河一路北上。

    这一年，是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此前三年的戊戌变法余波犹在，此前一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随后八国联军入侵。变法与革命之争，势同水火，朝局与民意愈加不可调和，古老中国的生命底部暗潮汹涌，民力不支的运河也终于在风雨飘摇中迈进残年……《北上》，便在这种宏大的历史视野中铺展开来。

    天地莽莽苍苍，人间大河浩荡，北上的一叶小舟载着客子的旅愁，驶于近代中国走向黎明的前夜，驶向茫茫不知所终的北方，岸边的烟火映衬着野桥、流水与零落的芦花，更为这个运河故事平添了几分悲凉之雾。

    “到世界去”，始终是徐则臣文学谱系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这是70后一代人的精神自省与难以磨灭的理想主义情怀。而《北上》中同样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因为战争带来的苦难，外来文明涌入带来的焦虑、恐惧与不安，而显得更加驳杂、多义、不可确认。眼界开明的学者官员谢平遥想为朝廷“干点实事”，却受尽同人耻笑。他想效法前辈，走出国门到世界去探寻变革强国的良方。

    初见小波罗，在谢平遥眼中，尽管这个意大利人无比热爱中国文化和风物，却始终遮掩不住欧洲人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小波罗眼中的运河人与想象中的中国，则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北上之行坎坷多难，悲剧的结局从出发前便已注定。西人虽有官方护佑，可以畅行无阻，但民间仇教、灭洋、排外的心理与现实却远未平息。其间，孙过程的父亲死于教会介入的民间械斗，死前只对儿子说了两个字“回家”；比利时传教士戴尔定带着仅有的少量西药救治中国伤民，为义和拳民所不容，自杀后留下了一则遗言：“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少许。”天真烂漫的意大利人小波罗不过是想在运河上多走几个来回，最终也殒命于民心潜伏的危局中。马可·波罗对忽必烈汗说：“每当谈论城市时，其中都有威尼斯的影子。”小波罗临死前则悲伤地说：“京杭运河究竟有多伟大，你在威尼斯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仍需漫长的时日才能取得真正平等的对话。

反思之旅与寻根之旅

    相比于史书中飘忽不定的马可·波罗对西人的精神指引，《北上》中的另一位灵魂人物龚自珍则显得更具温度、触手可及。在从传统中国文人士大夫到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历史转型中，龚自珍无疑是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

    《北上》开篇，以龚自珍《己亥杂诗（其八十三）》作为题记：“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这是一位哀民生之多艰的诗人行经运河时发出的羞惭与悲痛之音。历史并没有留给龚自珍这一代先行者太多时间，但60多年后，这种知识分子立场的博大与悲悯，却穿过时间直抵谢平遥的精神深处。对《己亥杂诗》手不释卷的谢平遥，在身世浮沉之时仍努力推动日趋老迈的运河介入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同时固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火种，“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北上》是一部运河之书，更是一部知识分子立场的还乡之作。在这个意义上重省“北上”二字，可知其简约却丰盈的意蕴。冯友兰说：“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与“南渡”相对应，“北上”二字与故乡紧紧相连。这一次地理意义上的北上，既是谢平遥的运河学术考察之旅，也是其对知识分子身份与命运的反思之旅，更是重新审视中国文脉精神的一次寻根之旅。

    于是我们看到，徐则臣在《北上》中勾勒出了一幅夜航船的动人画面。千里长夜，灯火为伴。谢平遥船舱夜读，想到1839年龚自珍自京南归，而他此时北上，南归是重返故里，北上却是无所知之地，不禁神伤。看得见的是运河，看不见的是来时与去往。大水汤汤，溯流北上，却不知路在何方。这其中，有知识分子面对古老中国遭逢巨劫奇变的举目茫然，有运河之子在漕运断流之前的隐忧与敏感，有中西文明碰撞之时国人寻找精神原乡与到世界去的矛盾与撕裂……这一个民族的“秘史”与旧邦新命，最终尽皆赋予了眼前这一条大河。

    严肃文学中扎实的历史写作最具密度，其难度亦可以想见。难则难在对历史典籍与民间逸闻的爬梳剔抉，对文学演绎介入史实与大势时的精细练达，而若由此写出一种烟火气十足的故事则更为难得。徐则臣写下的这部运河故事庶几近之。

    （作者：陈玉成，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