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汉铁路与近代湖南城市变迁

    历来影响城市兴衰的因素很多，但交通因素始终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近代以来，铁路的修建大大改变了我国城市的发展及其格局。纵贯我国中南地区的粤汉铁路，对于沿线城镇的兴衰就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以湖南省为例，粤汉铁路沿线的城镇均大大受惠于铁路所带来的发展红利。不难发现，湖南省境内的城市，最著名者均在粤汉铁路、湘江沿线或其附近。在这些城市中，有的如长沙、岳阳、衡阳等原本就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粤汉铁路为这些城市的继续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有的城市如株洲等原先仅是一个很小的集镇，因为粤汉铁路和株萍铁路的交汇而发展成为近代以来湖南著名的工业重镇；而有的城市如湘潭等原本为著名商埠，却因为粤汉铁路未直接经过，导致其经贸地位相对衰落。

    1935年出版的《湖南实业志》写道：“粤汉铁路湘鄂段修成后，长沙之商业地位，更形重要，以前之岳州及湘潭，至此日形衰落，长沙渐成湘省货物进出口之总汇。”铁路促进了长沙的经济交流，批发商从京津、沪汉、江浙等地区采购的工业品及外国商品，可由铁路运抵长沙，同时也方便了长沙地区农副产品的输出。例如，1924年长沙生猪收购行有6家，将邻县生猪集中收购并主要通过铁路销往汉口，到1929年营业额达到800万银圆。

    粤汉铁路也使长沙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与传统交通工具相比，铁路无疑具有方便、快捷、安全等突出优点，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1930年出版的《长沙县调查笔记》说，长沙火车上通武昌，下达株洲，旅客往来，久称便利。而在铁路、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前，人们外出旅行的机会少很多。正是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以醴陵为例，“近日以交通日便，外界接触日多”。对于客运而言，虽然轮船价格相对便宜，但在有火车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选择铁路作为出行首选。粤汉铁路开通以后，湘鄂段的客运人数一直呈增长的趋势，长沙作为粤汉铁路上的大站，旅客人数自然很多。人员的增加和频繁交流，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对于经济交流、文化交流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株洲，一向被人们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这一说法非常贴切，堪称近代株洲城市历史的真实写照。直至1898年，株洲还只是湘潭县管辖的一个小集镇，但随着株萍铁路和粤汉铁路在株洲交汇，这个小集镇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一座颇有名气的工商业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国南方最大铁路枢纽城市之一。1906年1月，株萍铁路贯通，萍乡之煤经铁路运抵株洲，在此转水路运往汉阳，株洲的地位得以提升。随后，粤汉铁路开始分段修筑，1911年1月，长沙至株洲段建成，1918年，粤汉铁路北段即湘鄂段正式通车，株洲成为株萍、湘鄂铁路的交汇点，交通能力大为提升。萍乡、醴陵之煤，醴陵之瓷器、鞭炮、夏布，周边谷米等大宗商品纷纷集聚株洲，使得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湘东地区粮食、煤炭、瓷器等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1936年，粤汉路全线通车，株洲“境内大米、桐油、萍煤等大宗货物，均为整车直达，粤省之盐、粮、海味、果品等运销湖南亦整车为多”。此后，浙赣、湘黔铁路两大干线亦以株洲为终点或起点，并与粤汉铁路干路交汇，其城市地位再次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粤汉铁路对于衡阳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33年9月，粤汉铁路株韶段由广州迁至衡阳，在衡阳市进行铁路、公路、车站及其附属设施等各项建设，随着工程局而来的还有大批员工，为衡阳带来了一支消费生力军。株韶段工程局指出，“自本局开工以来，商业日渐发达，居民日渐繁密。”至1936年，粤汉铁路纵贯全境，公路四通八达，水陆交通均称便利。衡阳主要农产品以莲子为大宗，其他尚有稻谷、小麦、大豆、茶等。衡阳工业也比较发达，主要有玻璃厂、织染厂、电灯厂、肥皂厂、纸伞业等等。衡阳向为湘南商业中心，湘南、湘西、江西等地货物多运抵衡阳，转道出口。随着粤汉铁路完工，加上公路的修建，衡阳区位优势更加突出，城市日益繁荣，一变而为邻近四省的中心点之一。

    郴州地处湘南，自古为湖南“南大门”，商贸较为发达，但后劲不足。粤汉铁路全线通车，衡宜（衡阳至宜章县）公路和湘南各县公路也逐步建成，交通的改善大大提升了郴州的商贸地位。郴州逐渐成为汝城、桂阳、永兴、资兴、宜章、临武、安仁、嘉禾、蓝山、新田、宁远、道县、祁阳及湘东部分县近600万人口的食盐和日用工业品的中转站，农副产品也多经此集散。商品运输由水路改为铁路和公路，以食盐销售为例，其平均日销量由1922年的300~500担，上升到1500~3000担，增长幅度高达5~6倍。李德聪在《郴州市场兴衰琐谈》一文中曾指出，交通运输是郴州市场兴衰的决定因素。20世纪30年代，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特别是铁路公路的建设，“郴州出现了私营汽车运输业，铁路运输代办业，代收土产品的信托业等，成为湘南的物资集散中心。收购土产转运出口的‘广帮’商人经济实力大增。市场中心由裕后街、河街向文化路、火车站方向发展”。

    与长沙、株洲、衡阳等地因粤汉铁路的兴建而促进商贸地位上升相反，湖南以往的商贸中心——湘潭却因不在粤汉铁路正线上而导致地位逐渐下降。湘潭，在传统湖广行省贸易时代和“广州—湖南（湘潭）”洋行贸易时代曾大放异彩，但是到了“汉口、上海——湖南（长沙）”通商口岸时代，由于贸易路线的转移，其繁华便大不如昔。粤汉铁路正线绕过湘潭，这座城市愈发被边缘化。而早在粤汉铁路勘线的1908年，湘潭绅商们对于粤汉铁路正线不经过湘潭就深感忧虑。他们指出，粤汉正线不经过湘潭，则“潭埠势必永远成废”，“数百年祖宗营业，一旦归于无何有之乡，万众能不寒心！”因此，他们积极争取粤汉铁路走曲线绕经湘潭，“潭埠绅商力争绕线，重在保全商埠”，但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台湾学者张朋园曾分析，株洲在湘潭东面30里，清季粤汉铁路湘鄂段通车，货物多集中此地运往长沙、汉口，而湘潭隔江与铁路相望，不能直接得到交通之利，这是湘潭商埠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那些小城镇乃至农村集镇而言，是否处在公路、铁路或者水运线上，往往也同样决定着其兴衰起落。随着社会的进步，铁路、公路在近代中国的交通体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而传统水运的地位则在逐渐下降，因此，是否处于新式交通尤其是铁路沿线对于小城镇和集镇的盛衰自然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粤汉铁路与湘桂铁路的开通，衡阳沿途一大片小集镇都依托便利的交通而兴旺发展起来，如新塘、大浦、向阳、灶市、三塘、鸡笼街、洪桥、白地市、风石堰。这些集镇，原来大都只是一条或半边街头，由于公路与铁路由此经过，交通的便利使这些集镇迅速发展起来。衡阳县黄竹、车江原来都是县内最著名的集镇。黄竹为贩牛之处，当时每头牛出税二角，年得税约一千二百元，则每年贩牛达六千头。车江居民谷雨前后编竹为筏，取鱼苗贩至粤赣等地。随着铁路与公路的开通，黄竹、车江由于不处于铁路公路线上，便呈现一种衰退的景象。清末，客商云集的集市大多集中于河流两岸或驿道沿线，如耒阳的四大口岸：黄泥江、大河滩、灶头市（今灶市）、新市等，均依河而兴。公路铁路通车后，大河滩、黄泥江两个市场因远离铁路或公路渐渐衰落，而处于公路、铁路、水路交汇处的灶头市，则一跃而为耒阳县最大的贸易市场。

    （作者：张卫东，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