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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合记》是梅鼎祚一部规模宏大、情辞兼美的传奇，也是昆山派扛鼎之作。甫一问世，在群星璀璨、佳作如林的明代中后期剧坛引起极大反响，称赏者甚众。戏剧家汤显祖、思想家李贽分别撰写题词和序言，剧评家祁彪佳、王骥德等盛赞，一时“士林争购之，纸为之贵”（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曲论》）。梅氏晚年在《长命缕记序》中亦不无自豪地宣称：“凡天下吃井水处，无不唱章台传奇者。”
梅鼎祚《玉合记》取材于《柳氏传》，除了在情节线索上更加迂回曲折、在人物心理刻画上更加细腻丰富外，在主题思想意义的进一步深化上也有着更出色的表现。《柳氏传》多少带有一些香艳气味，是对才子佳人遇合的欣赏，多奇异艳称；而梅氏“借脂粉以抒翰墨，托声歌以发性灵”，有意过滤了原作中的香艳成分，淋漓尽致地描写了青年男女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深藏于人性深处自然而然、蓬勃生长的美好情感，处处闪耀着性灵的光芒。
梅氏对“情”的颂扬和肯定，主要体现于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追寻更为积极主动，对爱情的关注更加纯粹集中，甚至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捍卫“情”的纯洁无瑕。《柳氏传》之韩翃贫窘，羁滞长安，与李生友善。李生幸姬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自门窥之，倾慕不已。李生成人之美，将柳氏赠予韩翃。天宝乱离，士女奔骇，柳氏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后为蕃将沙吒利劫夺，与韩翃偶遇道中，“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授之”，“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惊尘”，无限深情，摇曳生姿。
而《玉合记》中的韩翃，一改原作中惊慌失措、懦弱被动的形象，衍变为积极主动，在章台偶遇柳氏，一见钟情，热烈追求，以爱情信物玉合相赠；遭逢乱离，生死未卜，千方百计找寻柳氏，感情真挚，哀婉感人。柳氏原本为李生的“幸姬”，梅氏改编为“待年之姬”，强化了爱情的专一性。柳氏邂逅韩翃，芳心暗许，“假饶他碧玉多情，也须要明珠为聘”。在情爱的激荡下，柳氏甚至在李王孙面前也丝毫不掩饰对韩翃的好感，当李王孙主动提出将她许配与韩翃时，大胆允诺：“妾方待岁，不止周星。弄管持觞，既免蒸黎之过；称诗守礼，何来唾井之嫌。”塑造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情”的强大内张力，使向来含蓄内敛的传统闺阁女性，爆发出饱满昂扬的生命姿态。而“情”的最高潮表达，则是柳氏被劫，面对沙吒利的凌逼，坚决抵抗，以死来维系爱情的忠贞。
梅鼎祚写“情”的自觉意味，还表现在对人物内心情感的敏锐捕捉和细腻刻画方面。如第三出“怀春”，描写柳氏情窦初开的爱情心理，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与柳氏独守空闺的落寞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唱词《棉搭絮》着力深化了此种心境。第十七出韩翃中举后奉诏从军，柳氏渭水送别，她唱一曲《榴花泣》：“阳关一曲，幽恨写琵琶。（悲介）和泪雨注流霞，魂随芳草绕天涯，似东西沟水争差。”渲染出眷恋不舍、感伤悲凉心绪。第二十三出兵变爆发后，柳氏只身携带定情信物玉合，剪发毁形寄居佛寺，“一种妖娆，万般憔悴。纵使人见，安得似前”，朴实无华的语句道出她内心的孤独凄凉和黯然神伤。第二十九出韩翃寄诗给柳氏后，她唱一曲《忆秦娥》更是沉痛：“空拖逗，爱离两字难参透。难参透，夜灯风外，晓钟霜候。”黑夜、孤灯、秋风、晓钟等萧瑟意象交相错杂，充分抒写出她与韩翃分别后凄婉欲绝的心境。梅氏正是通过这些处理手法，对人物情绪表现得越细腻、越深入，充溢着强烈的画面感和代入感，作品对“情”的颂扬也就越有力度，更具有持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
梅鼎祚热烈张扬性灵思想，自觉表彰两性之情，乃由其自身经历、思想与时代所激荡。从作家经历来看，张扬性灵的文学思想，实乃梅氏屡遭仕途坎坷、理想破灭之后的自觉选择。梅氏出生于宣城仕宦之家，少年时才名即显，与文坛名公巨子多有交游，满怀“丈夫当经纶雷雨、参成天下”之志。可惜，多次科场失利的沉重打击，阻断了他入仕的道路，幻灭了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被迫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现实处境，使其滋生挫败、焦虑和孤独的心境。同时，又不断受到宗族内部纠纷的牵缠，且接连遭遇多位至亲的相继辞世，体认到生命的不自由和精神的极端苦闷。这样的悲剧性体验，使得梅氏不得不开始对自身价值进行重新定位，寻找新的生命支撑点，遂转而追求独立的自我，关注一己之心灵，弘扬自我之性情。这种人生转向投射到文学创作中，便是认同和坚持“曲本诸情”的文艺观，对人性、个性和情性进行酣畅淋漓的抒写，借以凸现性灵的觉醒。
从时代思潮来看，万历年间，以王畿、王艮为代表的王学思想在社会生活中迅速风靡开来，对禁锢、约束人心的传统权威秩序提出激烈挑战，肯定日常生活、内心情感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追求心灵的率性所行，纯任自然。况且，梅氏十多岁时就与王学思想家罗汝芳、王畿等名士结识，听其讲学，接受熏陶，渗透于文学创作中，自然形成梅氏重情的创作观念。另外，同汤显祖的交往对梅鼎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万历四年（1576），梅氏与汤显祖相识于宣城，诗酒流连，惺惺相惜，结下此后长达四十年情深意笃的友谊。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杰出天才，汤显祖尊情、重情的艺术思想，深深影响了梅氏戏曲创作的主旨，“情”成为梅氏戏曲创作的灵魂和动力。
显然，《玉合记》对情之张扬和人的性灵觉醒，与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思想一脉相承。屠隆《玉合记叙》称赞备至：“传奇之妙，在雅俗并陈，意调双美，有声有色，有情有态，欢则艳骨，悲则销魂，扬则色飞，怖则神夺。极才致则赏激名流，通俗情则娱快妇竖，斯其至乎！二百年来，此技盖吾得之宣城梅生云。”并且说《玉合记》传奇“洄洑顿挫，凄沈淹抑，叩宫宫应，叩羽羽应，每至情语出于人口，入于人耳，人快欲狂，人悲欲绝，则至矣，无遗憾矣。”梅氏将一篇千余字的小说，改编为长达四十出的戏剧，文本的蕴含量明显增强。与之相适应，突出主题，采用更加婉曲周详的叙事、更加多元立体的情节来扩充作品的容量，同时使得传奇这一体裁的本质特征——故事的传奇性大为加强。因此，《玉合记》在基本依照唐传奇叙事的同时，浓墨重彩书写了“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大量穿插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宸游、李王孙与轻蛾入道成仙、侯希逸与许俊练兵、沙吒利归顺等次要人物和情节，造成故事的多线索发展。美中不足的是，梅氏对详略的剪裁略有偏颇，一定程度上造成全剧关目冗杂散漫，如李贽所言：“此记亦有许多曲折，但当紧要处却缓慢，却泛散，是以未尽其美，然亦不可谓之不知趣矣。”
作为一个一生徘徊于主流体制边缘、以布衣终老的朴实学者，梅鼎祚改编、重塑“章台柳”故事，在作品中表现性灵思想，更见这一思潮波及之广泛，彰显晚明“人之觉醒”的社会真相，恰恰印证了“文学就其深刻意义而言，乃是精神史的载体”这一论断。
（作者：杨丽花，系青海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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