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性灵与文学演进

    性灵源于古代诗以言志之论，性指本性，性情，本真；灵有灵机、灵巧之意，侧重于情感表达的技巧，后来又加入了天赋、契机、生趣等含义。自南朝刘勰、钟嵘之后很长的时期内，性情、性灵、情性在文学批评中出现的时候，只是侧重点的不同，并不存在大的差别，都是在古典诗学性情论的语境中使用。明代中期以来，王阳明心学盛行海内，主张“心者天地万物之主”（《答季明德》），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和思想学术的僵化状态。与此同时，传统伦理对人性的禁锢进一步加深，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又刺激了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明代社会随处可见“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又随处可见对金钱、美色的追求。万历年间，王学左派尤其是其后期杰出的代表人物李贽，对程朱理学做了尖锐批判，提出保护和尊重人欲使其健康合理的发展，在文学上提倡“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说》）。剧作家徐渭提出“人生堕地，便为情使”（《选古今南北剧序》），汤显祖倡言“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都表现出以情反理的鲜明特征。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则将这股个性解放的思潮与古老的“性灵”相结合，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宣言，倡导“情至之语，自能感人”（《叙小修诗》）。随后，在其兄宗道、弟中道以及江盈科、陶望龄、雷思霈等一大批文学家的倡导下，使“性灵”成为席卷时代的思潮，大胆突破了传统伦理对人性的禁锢，扩展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他们强调诗文创作当不受传统伦理以及古人陈法的禁锢与束缚，自由地抒发真情实感，即使言语拗口难工，也显示出作者自己的本色与独创，旗帜鲜明地反对七子末流的模拟粉饰蹈袭剽窃之弊。对于七子派“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的狭隘观念，袁宏道承李贽之论而提出了“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的文学史观，从七子派推崇并一味模拟的秦汉文、盛唐诗本身，找到了“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叙小修诗》）的因素，呼吁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无所依傍、天真率直地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性灵追求创作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本真，自然也就深入到了世俗、琐碎的社会生活，他们开始坦率地表达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好货”“好色”等生活欲望的肯定和追求，注重创作主体在精神上的独立不倚，强调灵感触发的创作冲动，以童心、幽默、风趣以及冲决传统伦理之束缚的信念，荡涤了文坛剿袭剽窃丧失创造的卑弱文风。

    然而，晚明性灵文学思潮在产生之初，在助推个性解放以反抗传统伦理的同时，也存在俚易庸俗、狂放怪诞之失，公安末流的创作又导致了新的文坛流弊。公安派自身的修正以及竞陵派锺惺、谭元春的另辟蹊径已经不可能力挽狂澜。加上明清鼎革，广大士人饱经动荡之苦和亡国之痛，一代知识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尤其是顾炎武等思想家严厉批判以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败坏了世道人心，甚至将其与“神州陆沉”“五胡窃据”相联系。故而他与钱谦益、黄宗羲、傅山、魏禧等都呼吁文人回到古学，尤其是经学的立场上，重建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于是，被公安派思想家激活的性灵思潮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古典诗学性情论的轨道上。这一文学运动取得的重要成果被清初文学家在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中继承。钱谦益肯定了性灵派对明代诗坛模拟复古之风的扫荡。金圣叹以真情论文，又主张“灵眼觑见”和“灵手捉住”（《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唐孙华强调学问以补性灵之空疏，举凡政局民隐、官吏横暴无不摄入诗中。廖燕高度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创作了大量充满怀疑精神的小品文和诗歌。尤侗推重性情又不囿于门户之见。纳兰性德尝言“诗乃心声，性情中事”“诗取自适，何以随人”（《渌水亭杂识四》），他的诗词是一己之压抑沉闷和时代之悲哀专制的个性化倾吐，已初具清诗、清词自身之面目。陈恭尹、梁佩兰、屈大均皆强调性情之真。而叶夑则对晚明以至于清初的性灵文学思想作了集大成性质的总结，着重阐释了诗歌以性情为基础的理念，继承并发展了公安派以来以至于清初的文学史观，建立了反复古主义的诗学观，解构了门户之见与唐宋之争的意义，并将其统摄到以《原诗》为核心的精湛的理论体系当中。叶夑后学吴雷发、薛雪、李重华、黄子云等将其诗学理论深化发展，并广布于诗坛，深刻影响了清代中期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思潮。

    清代中期文字狱盛行，理学禁锢更加严苛，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促使反传统、反理学的思潮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涌动。袁枚在思想上承李贽、袁宏道之衣钵，却又多处批评李、袁，甚至动辄称引孔子、六经来论证己说，以示自己与“异端”思想分道扬镳。而事实上，袁枚性灵思想的剑锋所指，与他的前辈李贽、袁宏道并无二致，是在清代被重新恢复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沈德潜固守诗教原则而以格调论诗，主张温柔敦厚，强调道统与复古，袁枚则针锋相对，主张“人欲当处，即是天理”（《再答彭尺木进士书》），他认识到真情才是诗歌的灵魂，并从叶夑等前贤的真知灼见中获得新的灵感和启发，从各个角度拓展性灵的内涵，却不立门户，使之能够在理学思想严苛和政治高压的环境里最大限度地冲破束缚，张扬人欲与个性，强调世俗、才情、生趣、创新，以一己之力，高举性灵大旗，反抗潮流，引领新风。一时俊彦靡然从风，有赵翼、郑燮、洪亮吉、黄景仁、胡天游、孙原湘、汪中、孙星衍、王昙、舒位、张问陶、沈复、李汝珍等，都是张扬性灵旗帜的杰出诗人、作家。作品反映的内容也有了新的拓展，比如黄景仁《绮怀》组诗以自传形式描写私情，张问陶诗歌对浪漫爱情和甜蜜婚姻生活的表现，尤其是沈复的《浮生六记》，以自传体写出了与妻子陈芸之间的生活琐屑、浪漫爱情、幸福婚姻以及男女平等，更是以白描手法表现了自己美好的爱情、婚姻遭到以家长为代表的封建礼教迫害，最终与妻子阴阳相隔的悲剧，凄怆悲切，更发人深省。这种反传统、反礼教的精神散发着人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光辉。性灵思潮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昭示了人性觉醒的历程，为文学的演进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个性、真情、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描摹也体现出对人性开掘的深度。因为对真的推重，文学关注的重心逐渐开始由宏大叙事转向了个人命运、生活琐屑。并且，这些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常见的主题。

    （作者：曾贤兆，系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