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的地域性与普遍性

    “文化”带有地域性、特殊性乃至民族性特征，这是当今全球化理论亦不得不承认的现象，而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发展趋向同一化或同质化，相反，它可以带来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儒家思想文化原本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现象，自先秦孔孟开创以来，经汉唐的发展演变，特别是随着帝国“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以及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从而被纳入国家文教制度当中，获得了跨地域的全国性发展，突破了地方性知识的局限，具有了遍布全国的笼罩性特征，而思想义理的深入掘发，也使得儒学知识带有了普遍性特征。特别是宋代儒学的复兴而发展出“道学”一脉，这种以追寻天道性命之理的义理化儒学形态既有濂洛关闽的地方性特色，更主要地表现为全域性普遍知识的特征。

    浙学在宋明转型（含元朝）之际的儒者认识中，是一个内含丰富、所指多样的地域性知识形态。

    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角度看，“浙学”兴起之第一波，即自南宋始而及于明初；中晚明时期，阳明心学肇兴于浙江绍兴，然其余波所及则遍及天下，是为“浙学”中兴之第二波；清初至乾嘉时期的黄宗羲、全祖望、万斯同至章学诚，则为浙学发展之第三波。由以上三期之发展略可窥见，“浙学”含义所指十分宽泛，以学派言，含道学、心学以及事功之学等，以学术言，有义理之学、经史之学乃至文史之学等，故“浙学”内涵难以获得一个确切的定义，其因在于以地域之名而统称某段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往往失之笼统。因此，有必要将浙学置于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视域作全盘的审视和了解。

    浙学文化的兴起与流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两宋文化非唯儒家经学一枝独秀，由经学开出程朱义理之学，足以代表两宋儒学的最高理论成就，助推儒学复兴亦最为有力，然并不足以覆盖两宋文化之全貌。北宋元丰间有“永嘉九学士”，如刘安节、许景衡、周行已等等，其中多与伊川洛学有所交结，随着洛学南传，推动了浙江洛学一脉的发展，而且其传承有自、脉络可寻，例如两宋之际曾游伊川之门的周行已及其弟子郑伯熊便是其中的杰出领军人物，成为浙学中道学一脉的重要传人。

    其二，与注重经典诠释、义理阐发的洛学传统有所不同，由经入史、以史通经的经史交汇之学术趣向在两宋浙学的历史上亦由来有自，例如以力挽中原文献失传之颓势，重建中原以来的文史传统，构成浙学中注重现实关怀的精神传统，使浙学中以文献传承、史学建构为特长的婺学一脉构成了南宋文化的一个重要面相，此为金华吕氏为代表之浙学的最大特色。

    其三，宋室南迁，至乾淳年间，道学渐为思想大潮之际，浙学中却有永嘉、永康的所谓“事功之学”异军突起，此两系之浙学代表为陈亮和叶适，他们在思想上重实事实学之旨趣非常接近，大多喜谈王霸、力主事功，浙学中事功学与南传洛学之朱学、江西陆学之心学恰成鼎足之势，然而由于事功学被道学家贬为“功利之学”，在宋明时代的思想史上始终处在边缘的境地。

    其四，自宋末至明初，浙学中特别是“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朱学传人，构成浙学“金华”一系的朱子后学，盖其四人于推动朱子学贡献尤大。然此四人均非墨守朱学者，既与吕氏婺学时有交结，又在思想上关注道德性命之理论追寻的同时，推重经史制度、着力于文史之学，及至明初则有金华宋濂、义乌王祎等相继而起，复传朱子义理学，并对吕氏文史学以及浙东事功学的学术亦有汲取，其为学主张经史并重而并未偏于性命义理之说。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朱子义理学在元明以降已呈后劲乏力之现象。

    其五，当淳熙年间理学兴起之际，除东南三贤（朱子、张栻、吕祖谦）外，江西陆九渊独创心学，被朱子称为其思想已滑入禅学的“江西之学”，而陆氏门下有四明杨简等四人，史称“甬上四先生”，于南宋末年将心学传至浙江，在四明一带构成了心学发展的重要一支，尤其是杨简的著述在明中叶得以整理出版，随着其思想的重新出场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波澜，拥护者与批判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故江西象山学、四明系心学余波与明代中晚期心学思潮也多少有间接或直接的关联，而浙学传统中心学一系对于儒家心性学之发展确有重要贡献，诚为不可忽略之现象。

    实际上，“浙学”一词可有广狭两义的理解，从狭义上看，专指南宋乾淳之际的婺学三支：吕祖谦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以及唐仲友的经制之学。此为全祖望之说（《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序》），而其说或源自明初杨维桢（《宋文宪公集序》），只是杨以叶适代陈亮。从广义上看，浙学更应包含道学一脉的洛学传统以及心学传统。故浙学不仅内含史学、经学与制度之学，更有“性学”（杨维桢语）与心学的思想传统，既有朱子后学又有象山后学的传承流变，各种浙学流派之间既有交互影响又有互为排斥的迹象，呈现出浙学思想趣向的复合性、多元化特征。倘若以功利之学概括浙学（如朱子），或以史学涵盖浙学（如章学诚），则不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遗患。

    然而从一个纵览全局的观点来看，一方面，两宋以来经济文化中心的迅速南移推动了浙学的文化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儒家文化的全国性推广也促进了浙学的多元化拓展。因此，浙学即是一种严格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同时也随着非浙江出身的士人阶层的广泛流动而导致他们在浙江产出的思想带有了其他地域的知识特征。例如就宋明思想的全局看，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很难以地域知识来局限，因为洛、闽之程朱与赣、浙之陆王的思想展开在宋明时代已呈现遍及各地的态势。

    同样的道理，浙学虽发源于两浙地域，然其学术思想的多元性格表明浙学也必有全国性的意义，犹如儒家语言所构成的知识是特殊的，然儒学思想所表现的理趣却有普遍性那样，浙学既是地方知识，又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性特征；但是反过来说，儒学普遍性又需要地域性文化资源才能呈现。从这个角度看，承认浙学是一种地方知识并不是矮化自己，而在承认地方文化差异性的同时，能够更好地促进互相学习和对话，正是在具体的差异中才能达到某种共同的肯定和普遍的承诺，才能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作者：吴震，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