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主义视域中的浙学

    作为宋元明清时的儒学，浙学统天人、合内圣外王，是整体的、不可割裂的学问。然今人论浙学，多不见其全而见其偏，道术为天下裂。欲把握浙学的真相，须“回到浙学自身”，以整体主义视域看浙学。

    首先，浙学在地理空间上自成一体而非割裂。众所周知，“浙学”概念最早由南宋朱熹提出，特指浙地的婺学、永嘉及永康之学，并把它与江西之学、湘学加以对照，批评其“功利”“重史”色彩。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也被纳入浙学范围。清代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叙录》中首次明确从地理学意义上把“浙学”与洛学、关学、闽学并举，特指宋元浙江地区的永嘉、金华、四明之学。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在地理意义上把浙学分为浙东和浙西之学，并强调“浙东学术”贵“精专”“醇雅”，而“浙西之学”贵“博雅”。民国时期，梁启超、何炳松等在继承章氏“浙东学术”基础上，推出了清代“浙东史学”的概念，凸显浙学的史学特色。可见，“浙学”是不断被建构而成的学术地理意义的概念；地理性、空间性是浙学的显著特征。20世纪以来，研究者、传承者推崇浙学，并把吕祖谦、王阳明、黄宗羲作为三大高峰，出现了金华、绍兴、宁波的对峙，俨然形成南宋事功学、明代心学及清代史学的分立，有意无意地造成了浙学研究在地理上的割裂，并由地理上的割裂强化了事功学、心学和史学的特色差异。然而若“回到浙学自身”便发现，浙学这种地理学意义的割裂是“伪命题”，因为浙学分布的浙江尤其是浙东地区，其地理空间紧密相邻、自成一体，人与物往来便利，学术思想交流互动频繁。具体考察历史就会发现，浙学通过家学、师承、私淑和交游等多重学术传承关系而相互交融。如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与陈亮的永康之学，与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互动频繁；丽泽诸儒与北山四先生颇有互动；以吕祖俭为代表的丽泽诸儒与四明心学互动密切；还有北山四先生与四明心学的互动，黄震、王应麟与丽泽诸儒的学缘关系；宁波的黄宗羲对叶适、吕祖谦的推重等等。另外，明代浙中王学与金华朱子后学章懋也有互动，桐乡张履祥、嘉兴朱彝尊与阳明后学亦有关联。可见当时金华、永嘉、宁绍地区的学术思想交互影响很大，不同学说、观点的交汇超过今人的想象，而在交流影响过程中形成浙学的“交叠共识”，即皆讲义理、心性、事功、史学。

    其次，浙学是理学、心学、实学的统一而不是割裂。学者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吕、陈、叶为实学。更有甚者，由于程朱陆王多谈心性义理，吕、陈、叶多谈史学事功，学者遂称程朱陆王为性理之学（或心性之学），吕、陈、叶为事功之学（或实学）。此是大概言之，若细究则缝隙颇多。其实，宋元明清儒学最根本的问题，乃是力图融心性与事功为一片，以矫汉唐儒学心性与事功二分之弊（钱穆先生语）。也就是说，宋元明清儒家，一般言心性义理必言事功，言事功必说心性义理；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其效果亦有远近高下之异，然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之宗旨却一致。如果把心性之学与事功实学人为加以割裂，非此即彼，造成对立，则难以窥宋元明清儒学之真相。同样，作为宋元明清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浙学，其追求心性义理与事功实学之统一的宗旨是一致的。若考察浙学人物的具体行述就会发现，无论是倾向事功实学的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还是倾向于朱子理学的黄震、王应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章懋、张履祥，抑或是倾向于心学的杨简、王阳明、王畿、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他们所讲、所行不外乎正君心、论国是、上策论、辨王霸、讲义利、分夷夏、明出处、治州县（具体包括治盗、练兵、税、钱、粮、河道、水利、社仓等），以实行经济事功；不外乎办学校、兴教化，即通过书院讲学、讲会、科举、家规、乡约、社仓、义学、社学、家礼等方式推进儒学的社会化，使儒学上达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下流为一般的社会观念，并内化为人的良知心性。

    再次，浙学是气本论、心本论、理本论的“三系”统一。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最大的成果便是宋明理学的整理，梳理出“理本”“心本”“气本”三大流派，可称之为宋明理学的“三系论”。程朱、陆王、张载船山各家学说虽有不小差异，但他们共享有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观。而讲天地万物的变动生生、气化流行，就涉及万物生成的材料、秩序及目的性。具体说，涉及万物生成的材料——气，万物生成的秩序条脉——理，以及生成之目的和意向——心。事实上，任一物的气化生生过程，都是该物气化之材料循一定秩序并依照一定目的而实现的过程，随之形成所谓的“理本”“心本”“气本”。也就是说，对万物气化生生的形上学追问，逻辑上蕴含着气本、理本、心本三个因素，然而此三者互为关联、相互依赖、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共同表达了宋明理学生生不息的宇宙论。

    最后，浙学与湘学、关学、闽学、江西之学同属于多元一体的儒学大家庭。在宋元时期，与湘学、闽学、江西之学一样，浙学是宋元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分支，并不是“歧出”或“异类”。我们若能跳出狭隘的“地方意识”便会发现：浙学与其他地域儒学一样，都是宋元明清儒学大家庭的一员，有共享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因此，今人不必担心浙学的“地域化”，更不必过分“拔高”浙学在学术思想史上的龙头地位，因为对浙学的“地域化理解”，非但不贬低浙学的价值和贡献，反而在与其他地域儒学的对照中更能看出它的共性与个性。

    （作者：王锟，系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