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医生身后，我更多地理解了你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常常是从一个患者家属的角度来看儿科医生的。孩子发烧、呕吐、腹泻、叫嚷头疼脚疼肚子疼，无数次我抱起孩子抓上钥匙钱包就冲向医院。漫长的挂号、候诊、验血、检查，可能等候三四个小时，医生的诊疗却不过五分钟。心里不是没有微词，但当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近距离观察儿科医生后，却多了一份换位思考的理解。

    为了写《急诊室里的大年初一》一文，我去儿童医院采访了两次。第一次是2月5日，去北京儿童医院采访胸外科主任曾骐。清晨到医院，穿上助手递过来的白大褂，我安静地坐在曾大夫身后。也许，病人们会以为我是一个来实习的医生，但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带着探究而来的观察者。

    在当下社会，孩子是每个家庭的中心和重心。当他们身患疾病，家长们的焦虑担忧可想而知。所以当见到医生的时候，恨不得把所有的病症、感受、痛苦都一股脑儿倒给医生。医生需要在情绪化的语言中甄别出对诊断有用的信息，这需要专业的素养、极大的耐心和高度的专注力。坐在医生身后，我深深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不易。从八点开始接诊，四个多小时里他只喝了几口水，没有时间去厕所。听曾大夫的同事说，他最多一天要做十几台手术，高强度的工作让他养成了摘下眼镜就秒睡的神奇本领。

    那天的采访，结束于下午一点，为了给曾大夫留出午饭时间方便他下午继续出诊，没有顾上多聊。大年初一再去儿童医院，与李现令、陈琨、王伊宁等几位大夫有了比较充分的交谈。我们谈了儿科医生的缺乏、谈了普通医院儿科萎缩的现状、谈了他们的工作强度、谈了家庭与事业的平衡，中间的种种艰难，已经远超一般职场人应该承受的压力。这样的医生群体当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体恤。

    李现令的爱人也是一名医护工作者，他们有两个儿子，在父母都加班的时候，大儿子常常要在医生休息室等候父母下班。那天采访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李大夫说的：“如果孩子愿意，我会支持他当一名医生。”

    （本报记者 张焱）